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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瑯頗有些后悔，如果早知道掃清滿清殘余會這么困難，他就不會留給嘉慶這么多時間，他就不會畏懼于傷亡，在七八年前就發兵滅了嘉慶了。

    周瑯反思自己，最大的錯誤是低估了嘉慶的能力，或者說他太蔑視八旗制度了。這種制度無疑是一種落后的制度，極度落后，是一種尚未脫離奴隸制的制度。

    可問題是，勝負拼的根本就不是先進與落后，拼的是效率，拼的是資源，拼的是勇氣。歸結起來，拼的就是組織能力。落后的八旗制度，很簡單，很直接，但至少在戰爭中表現出來的組織能力并不差。當年他們可以打敗明朝，并不是他們的制度比明朝的制度更先進，而是他們的效率更高。

    同樣的道理，成吉思汗基于游牧經濟基礎，建立的那一套百戶、千戶制度，也算不上先進，卻能夠橫掃世界上大多數比它更先進的文明，就是因為他高效；類似于中國秦漢時期的兵農合一，秦國的耕戰制度，并不比齊國的商業制度更先進，但秦國人贏了。

    當發現八旗制度在落后的游牧地區展現出了驚人穩定的特征后，周瑯就知道自己錯了，可為時已晚，后來又忙于爭奪西班牙殖民地，更是錯過了時機，現在消滅嘉慶，可就得拼綜合實力了。

    還好這一點周瑯做的也不差，他的效率也不低，他有一套基于現代商業管理的資源汲取制度，八旗因為直接，可以用行政的力量將產量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周瑯則通過發行債券等金融手段，將未來幾年，甚至十幾年的稅收作為抵押，借到相當與幾十年稅收的資源。

    歷史上一次次先進文明敗于落后文明之手，無非是因為他們的效率受到腐蝕，無法從社會中汲取更多的資源，他們的管理受到腐蝕，無法有效的組織軍事力量。

    周瑯打造的現代商業體系，彌補了農業文明的資源汲取短板；他按照火器時代的軍事思想，科學的管理制度打造的軍隊，也不存在疲敝問題，至于個人的勇武，在現代紀律性部隊中的作用小之又小。更何況，拼勇氣，現在的大周軍隊也超過滿清的殘兵敗將，對清軍屢戰屢勝早就養成他們蔑視清軍的習慣，清軍則屢戰屢敗，心生畏懼。

    即便明白自己肯定能打贏滿清，可周瑯還是對前線的戰況感到后悔。

    因為雙方幾乎都是正面較量，滿清的部隊帶有鄉勇性質，是一種熟人社群，帶領軍隊作戰的佐領就是平時跟他們住在一個村子里的村長，這給士兵心理上造成一種沒法跑的壓力，跑了后怎么面對鄉里鄉親；嘉慶的軍紀也越來越嚴格，對逃跑開始不留情面。另外，為數不少的軍官，都悄悄去俄國軍校中學習過了。

    俄國是一個奇怪的國家，論起制度來，恐怕還不如現在的八旗，至少嘉慶在伊犁廢除了包衣制度，所有人都是旗人。嘉慶的八旗制度，更像先秦時期的保甲制度，一種基于熟人社會的，一通到底的線性管理模式。俄國的制度，就真的是落后的農奴制度，農奴對領主有基于法律的人身依附關系，而不像八旗村寨里的旗丁對村寨的依附主要是經濟上的依附，人身并不為佐領控制。

    當然嘉慶打造的新八旗制度，也只比俄國的農奴制強一點而已，因為他也嚴格限制人口的流動，用戶口將丁口牢牢拴在土地上，目的是擔心人口流失，這一點上跟俄國繼續保留農奴制是一樣的，因為雙方都有大量的可開發土地，流民脫離官府的控制后，可以很容易的得到生存的土地，從而變成脫離官府控制的勢力，這是嘉慶和沙皇的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

    說嘉慶的新八旗制度更先進一些，則是因為管理旗民的佐領比管理農奴的封建地主權力要小一些，他們可以管理旗民的糊口、田產，征戰，但沒有權力判決旗民的生死，旗民也沒有向佐領服勞役的封建義務，佐領是一個官員，而不是領主。

    佐領跟領主唯一的相似點是，嘉慶也推行了世襲制度，這些佐領可以世襲，他們的地位可以傳給他們的子孫，只要他們向皇帝保持忠誠，從這一點上來看，所有旗人都是嘉慶的奴才。

    因為佐領為了子孫后代著想，而不敢臨陣脫逃，他們不逃，他們手下的旗民也不敢逃，在戰場上就保持了穩定的紀律性。

    這給大周軍隊制造了很大的麻煩，他們很難做到擊潰對方，如同拿破侖面對奧地利的軍隊一樣，很難像以前那樣徹底擊潰對方，殲滅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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