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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這次，東方六國的墨家子弟十分痛恨秦國武安君白起坑殺四十萬趙國士兵，所以這次動員了三千人墨家俠士守衛鄴城和宜安。

    俠，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一個令人著迷的存在。人們對俠充滿了期待，認為俠是正義、光明和公道的象征，是替天行道的人間使者。遠的不說，倘若沒有俠，金庸、古龍的江湖里，就少了波瀾壯闊的豪情。可是，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們，卻普遍不喜歡俠。雄才大略如秦皇漢武，都曾有過滅俠的舉動。那么，俠是什么時候產生的？秦皇漢武為什么要滅俠？

    俠是什么開始出現的呢？西周以前，社會結構非常固定，人人安守本分，安居樂業，就像一個蘿卜一個坑一樣，沒有什么意外。從春秋時起，社會結構松動，人員流動活躍，人們從社會結構中解放出來，“士”登上歷史舞臺，他們脫離了農業生產，游走于列國，謀求官職。“俠”就是“士”中的特殊群體。

    俠士有一套高尚的原則——信義，“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為了信義，會為主人或朋友慷慨赴死，凜然之氣雖越千古而不朽。正因為有此般情懷，俠士才成為后人津津樂道的風流人物。比如晉國豫讓，給智伯報仇失敗，不惜拔劍自殺。魯仲連、專諸、聶政等，都是其中佼佼者。

    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大地戰火恣起，硝煙彌漫。列國都主動或被動地投入戰爭當中。為了在列國兼并中站穩腳跟，列國想盡辦法招攬人才，有的甚至到了卑躬屈膝的地步。集信義、忠誠于一身的俠，就成為他們的招攬對象。戰國四君子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和春申君門下，就養著不少俠士，供自己驅使。

    不過，這些俠士不單純地充當貴族的“槍”，也不單純是他們的“打手”或“殺手”，如果他們覺得主人的行為太下作了，這些俠士也會絕塵而去，長逝不顧。

    春秋戰國時期，列國并立，沒有統一的國家秩序，俠在這種散漫而自由的環境中，簡直如魚得水。他們“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自帶悲壯氣質和灑脫風流。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有個人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俠士的生存環境。此人正是秦始皇。秦始皇是千古一帝，橫掃六合，一統寰宇，建立了規矩有序的龐大帝國，游俠原先散漫、自在的風格，都要被收攏到國家秩序中來。在《大秦帝國》中有這句一句話“赳赳老秦，共赴國難”。每每讀到這句話，總能觸到歷史的厚重與滄桑。盡管春秋戰國無義戰，但對任何一個國家而言，所經歷的每一場戰爭，都是與明天的提早告別。贏秦，這個為東方六國所鄙夷的西方諸侯，經過了數百年浴血奮戰，才完成了一統天下的大業，其中艱難，誰與之言？

    秦統治者要做的，除了建設新的國家，還要確保國家的內外安全與穩定，他們不允許任何威脅國家安全的異己勢力的存在。禁俠就是由此而來。

    韓非子在《    五蠹》中說：“儒以文亂，俠以武犯禁”。所謂“以武犯禁”，就是以武為持，違反國家法令。他認為俠是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把自己的至性至情隨心所欲放在第一位的。他們往往為了私人交情，而做出一些有損社會安全的事情。俠游走在國家秩序之外，不受管轄，就像一顆顆游走的炸彈，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爆炸，鼓動民眾，威脅統治。

    墨子提出了“兼愛”“非攻”等觀點，創立墨家學說。墨子的一生都在踐行俠士的行為準則，稱之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俠士都是可以的，且看他行俠仗義的事跡：他在聞知魯陽文君要攻打鄭國后，前去說之以理，并通過現場實物圖演示擊敗了公輸般的攻城的器械和技術，最終說服魯陽文君停止攻鄭。楚國攻宋，墨子派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守城裝備幫助宋國，又以機智交鋒，迫使楚國退兵而去，使弱小的宋國得以保全。他“南游使衛”，宣講“蓄士”以備守御，又多次訪問楚國，獻書楚惠王，但后來他拒絕了楚王賜給他的封地，離開了楚國。墨子晚年來到齊國，企圖勸止項子牛討伐魯國，但沒有成功。越王邀請墨子作官，并許給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聽吾言，用我道”作為前往條件，而不計較封地與爵祿。

    所以后人將墨子推崇為“華夏五俠之”！

    墨家的思想內容和當時的秦國產生了劇烈的沖突，秦國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墨子都帶著守城器械和弟子們為秦國侵略的對象義務打防守戰。

    南陽城守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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