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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事得一步步來，所以需要分階段試行，第一步，就是從自己家做起。

    他在家里實行預算、決算制度，就是為了控制成本，且這制度已經先在產業經營中試用多年。

    然后，在徐州生根發芽，成為州廨試行的有效財政制度。

    與此同時，徐州軍府的財務管理，也試行該制度，經過不斷完善，預算、決算制已經具備了進一步推廣的條件。

    所以，總稅司的財務管理，也實行該制度。

    有朝一日，時機成熟，就要在國家層面實行，目的是確保財政盈余，控制行政成本。

    若一個國家的朝廷，無法有效控制行政成本，那么遲早會因為入不敷出，養不起軍隊、無法賑濟災民，亡于內憂外患之中。

    改朝換代后，要是繼續用若大漏勺的財政管理制度，那么新朝接手的，依舊是個爛攤子。

    然而，想要在國家層面上大刀闊斧改革財政制度，可沒有這么簡單。

    因為預算、決算這種概念，古來有之，并不稀奇，但財政依舊實行“量入為出”，這是傳統。

    傳統之所以成為傳統，是有原因的。

    歷朝歷代掌管財務的官員，都必然明白預算、決算這兩個概念，并有一個名詞“度支”，以及相應的中央官署。

    度支，規劃計算開支，梁國有度支尚書，領度支、殿中、金部、倉部四曹，掌管全國財賦的統計和支調。

    度支曹為國家財計主管機構，而地方上，郡（以及封國）有上計吏，在郡守（內史）之下專管財政記賬，掌握地方財政收入數字。

    并負責收集屬地財政數字，設有專門的“上計簿”，用以向京師呈報。

    以便中樞對地方財政收入進行核算。

    但是，自古以來，歷代朝廷的財政，實行“量入為出”的制度，更進一步的財政預算制度，卻實行不起來。

    這不是理財能手們不想實行，而是現實條件決定了要實行財政預算、決算制，根本就執行不下去。

    一，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受天氣影響很大，隨著年景而出現的豐收或歉收，使得財政預算難以做到相對準確預估。

    二，財政收入里，收入有兩種，一是稅（田租、戶調以及商稅、雜稅），二是勞役。

    稅好統計、預估，可勞役役卻做不到。

    勞役、雜役的實現，需要征發百姓來服役，但無法對服役結果進行準確評估。

    因為百姓以親身應役的方式，修建的橋梁、房屋、水利設施，根本就無法納入財政總賬。

    若把百姓親身應役服役排除在預算外，不是不行，可百姓繳納代役錢、官府以此雇人代役

    而產生的費用，怎么算，是個問題。

    三，皇帝的為所欲為，使得開支無法控制。

    皇帝對功臣、近親、佞幸的賞賜，既無常例所循，也無數額限制，全憑皇帝的一時之念。

    動輒賞賜若干頃良田、若干封戶，或直接賜予金銀珠寶或絹帛，所以會導致開支失控。

    四，皇帝私庫和朝廷國庫界限模糊不清，國家公用和皇帝私用分不清楚。

    從制度上說，自古以來，歷代朝廷的財政有兩大管理系統，其一是國庫，其二是皇帝私庫。

    掌管國家公用的是大司農，掌管皇室費用的是少府，這是漢時制度。

    但實際運行中，少府系統經常侵占大司農系統所屬的財物、財政收入，甚至皇帝自己也帶頭“化公為私”。

    直接將各官署的財物乃至國庫收入挪用，用來滿足自己的各種需求，譬如營造宮殿、園林。

    或者如梁武帝蕭衍那樣，一言不合就出家，迫使大臣們花公帑來贖，前后四次，直接導致國庫少了億萬錢。

    所以，除非君主立憲，有效限制皇帝乃至皇族的行為，財政預算制度才能真正在國家層面有效實行。

    然而在這個時代，不可能有君主立憲制的政體，也不太可能有嚴格自律的皇帝、皇族，必然無法實行有效的財政預算制度。

    李笠看著手中的資料，聽著薛月嫦的匯報，只覺有些無奈。

    這個時代，不適用許多他熟悉的制度，硬要上馬，必然“水土不服”。

    但是，財政/財務預算制度，還是可以在許多地方實行的。

    。。。。。。

    淮水南岸，鐘離，陪著皇帝來此巡視的大將軍李笠，站在城頭上，看著城外淮水，想起當年自己攻打鐘離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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