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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時，國家規模宏遠，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鎮壓之，以諸洞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集驅使，上下相維，有臂指之勢。洞酋雖號知州、縣，多服皂白布袍，類里正、戶長。號令風靡，保障隱然。”

    這是樊綽所著《南蠻書》手稿上關于歷代治理土族蠻官的一段節選，讓人看起來也是頗以為然的一番道理；也是周淮安想要在安南之地，繼續維持下去的架構和模式。

    通過武力威懾吸土蠻的血，來維持鎮壓他們的力量，然后如此往復的循環當中，至其逐步的削弱和開化，最終不得不接受潛移默化的現實，而成為漢地之土的天然一部分。

    說起來周淮安其實很羨慕自秦漢以降，那種以相對落后的生產力和社會發展水平，能夠爆發出來的全社會動員能力和源自基層的組織效率。

    也正因為是這種古典軍國主義政權架構下，舉國一體的組織和動員能力，才能舉數代之余烈橫掃宇內六合，又威風八面吊打四夷九邊而幾無敵手。雖然這種體制到了太平年代如果不做調整和轉型化，很容易再高壓下成為培養陳勝吳廣之流的土壤；但是在王朝衰微的亂世之期，卻是極其具有競爭力和優勢的。

    只是到了東漢以后隨著世家門閥的興起，政權在民間基層控制力經歷了大幅后退與地方勢力的妥協；雖然歷朝歷代幾經興勃往復，從氏族門閥到士大夫，各種階層換了一茬又一茬；生產力的不斷進步和上層建筑的演變愈發精密；卻是終其歷史始終沒有能夠回到原來的水準上去。

    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后，通過土改工作隊和生產資料公有化運動，以及基層黨組織的體系建設，才在時隔兩千多年之后將政權的觸角和執行力，重新深入到占據了國家大多數人口的鄉村農民之中去。

    而周淮安本身，雖然受制于這個時代生產力和社會環境的歷史局限性，也缺乏相應的交通和通訊條件，來實現后世那種黨組織建在基層的可怕執行力；但是以“師古復制”的名義重現一些秦漢時的古典軍國主義要素，再塞進一些自己后世得到的經驗教訓和個人色彩十足的私貨，卻是完全沒有太大現實難度。

    最多就在這個期間被士人吐槽和批判為：“重法家，師暴秦、不恤民”而已；但是如果這個“民”不是那些掌握社會語話權的地主士紳，而是大多數朝不保夕、茍延殘喘的窮苦百姓得話，那也就無所謂什么的“體恤不體恤了”。

    在嚴格的管制下憑借勞動自食其力辛苦而頑強的活下去，還是像現代的印度農民一樣稍有災荒，就只能在家里“自由”的選擇餓死、上吊或是易子相食的民主；相信除了那些被無政府自由主義精神洗腦成白癡的西方白左和國內公知大v之外，沒有人會出現選擇困難的。

    在交州初定之后義軍也沒有閑著，而是順便裹挾以大勢，將紅河平原周邊山野里的土蠻聚落都給清剿了一遍；其中義軍得其財貨物產人口，而附從助戰的本地豪族土兵、團練，則按照出力和貢獻的程度，分得其田宅土地等不動產，也算是一種各有所得的互贏共利了。

    當然了除了軍事征服之外，也少不了經濟命脈上的經營和滲透手段。

    相對于自南越以降就相當發達和成熟的安南沿海貿易活動，安南內陸各州的經濟結構就要相對單一的多了，主要還是以稻米桑麻和木材、礦石的輸出為主；然后雜以一些牛畜生口什么的；外加上轉手土蠻諸夷所產生金、雜香、朱砂等物。

    而事關民生的鹽、鐵等大宗物資，乃至綾、錦、羅、紙、筆、瓷器、陶具等日用之物，甚至是銅錢和器物；都要靠廣府和扈州方面為主的外來輸入。因此，作為后續經營和維持的手段，發展多樣化的手工業和河運商貿活動，才是義軍得以持續消化這一系列戰果的長遠之計。

    比如：在交州初定之后，籍著用兵掃蕩地方的其間，義軍通過代管（圈占）沿海戰亂造成的無主之地，或又是接管從賊作亂的逆產；與那些地產零碎的中小豪族進行置換、贖取。

    再加上那些解救回來的人口和牲畜，還有大量俘獲的土蠻為驅使和奴役；很容易就營造起來一大片一大片，以交州大港和海門鎮為輻射中心的新屯墾去和聚居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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