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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李世民的表情，李信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經(jīng)達到了，而且效果似乎比想象的還要好一些。他把手中的紙放回原處道：“陛下也看到了，詩詞文章方面的才能并不能代表一切。不論這位董大人的詩寫得再好，哪怕比我好一百倍，至少在查賬這一件事上，都不可能比得過掌握了復式記賬法和大食文字的我。這就是專業(yè)的力量。”

    他正色道：“我大唐疆域遼闊，每日產(chǎn)生的政務多如牛毛，其涉及的領域更是五花八門，不可勝數(shù)，怎么能清一色只用會寫一手漂亮文章的官員呢？當然應該委派擁有不同領域專業(yè)知識的人才去往相應的領域工作，如此人盡其才，處理起政務來自然更加得心應手，才能更好地推動我大唐的繁榮，不是嗎？”

    這一番話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作為一個來自后世的愛國小青年，最令李信每每想起就覺得痛心的，就是自從董仲舒提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思想這個讓人又愛又恨的東西就真的占據(jù)了華夏主流思想的位置長達數(shù)千年。

    不能否認，華夏之所以能在漫長的歷史中一度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中有儒家思想的功勞。但后來華夏在近代史上種種屈辱的遭遇，難道就不是儒家思想帶來的惡果？

    儒家思想當然是它的可取之處。至少它的出發(fā)點是好的。那個天真的孔先生從性善論出發(fā)，試圖以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為絲線，織起一張牢不可破的密網(wǎng)，從而構建一個萬世不易的穩(wěn)定社會。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也確實達到了它原本的目的。華夏漫長的封建歷史就是明證。難怪歷史唯物學者黑格爾曾經(jīng)說過，華夏沒有歷史。在他看來，只有向前發(fā)展的軌跡才是歷史，而華夏數(shù)千年都是在原地踏步，所以算不上歷史。

    這種言論當然有失偏頗，畢竟黑格爾也免不了犯下以偏概全的錯誤。但這觀點在某種程度上還是能說明一個問題：儒家思想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穩(wěn)定社會的任務，但同時它也極大地禁錮了社會的發(fā)展。

    這就是孔夫子忽略的最重要的一點——穩(wěn)定并不總是好的，事物是在向前發(fā)展的。

    西方在文藝復興、工業(yè)革命、科學革命的時候，華夏最聰明最有時間和能力去學習的一群人，卻在搖頭晃腦地讀著什么“子曰”、“詩云”！天哪，這是一種何等的悲劇？難道等堅船利炮轟開國門的時候，孔老夫子能從棺材里跳出來護我華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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