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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他們的路燈底下也有孔，但是這些孔是有別的用途的，那就是，把麻線穿過這些孔懸掛下來，可以讓火焰迅速地傳遞到燈心。

    至于放進空氣的用途，他們好像并沒有想到，因此，路燈點了幾小時后，倫敦街上已經黯然無光了。

    提起這些改進，使我想起我在倫敦時曾向富特吉爾博士建議的一件事。

    富特吉爾博士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優秀的人之一，是公益事業的一個偉大的創始人。

    我看到在天晴的時候，倫敦的街道是從來沒有人掃的，塵土飛揚，任其厚厚地積存下來，一下雨這些塵土就變成了泥漿，滿街的泥漿，不堪涉足。

    除了窮人拿著掃帚掃出的一條小道外，試圖穿越街道是不可能的事。

    這樣過了幾天后，人們費大力氣把泥漿翻起來，倒進敞篷的馬車中。

    當馬車在路上顛簸時，車身兩旁時時會顛出爛泥，飛濺四方，使過往路人苦惱不堪。

    而倫敦市民不掃街道的理由據說是怕塵土飛揚會進入商店和住宅的窗戶。

    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使我知道掃街原本花費不了多少時間。

    一天早晨，我在克雷文街寓所的門口，我看見一個窮苦的婦人拿著一把樺樹枝掃帚在掃我門前的人行道。

    她看上去蒼白瘦弱，好像大病初愈的樣子。

    我問她是誰雇她來掃街，她說，“誰也沒有雇傭我，但是我很窮，我來富人門前掃地，希望他們會給我一點錢。”

    我要她把整條街都掃干凈，并且答應付她1先令。

    當時是9點整，12點鐘她來要工錢。

    起初我以為她動作遲緩，不可能做得這樣快，就派我的仆人去看個究竟。

    仆人很快回來報告說整條街都掃得一干二凈，所有的塵土都堆在了路中央的陰溝之中。

    在下次下雨的時候，雨水就可以把塵土沖走，所以人行道，甚至陰溝，都會十分干凈。

    當時我認為若一個虛弱的婦人可以在3個小時之內掃完這條街，那么一個強壯的男子或許只需一半的時間就可以辦到。

    這里讓我說明，在這樣狹窄的街道中，與其兩邊靠著人行道各有一個陰溝，不如在街道中間開一條溝來得方便。

    因為當一條街上的雨水從兩旁集中到中央時，會在中央形成一股急流，它有足夠大的力量沖洗掉路上所積的塵土。

    但是如果把它分為左右兩條水路，那水流的力量不足以沖刷干凈路上的積土，只能使它接觸到的泥土更加稀爛，車輪和馬腳就會把它們濺在人行道上，使道路變得泥濘骯臟，有時也會濺在行人身上。

    我曾經向這位善良的博士提出了以下的建議：

    為更有效地打掃和保持倫敦和韋斯敏斯德的街道清潔起見，本人建議雇傭看守若干名，負責在干旱的季節里掃除塵土，在雨季里作刮泥的工作。

    每名看守人負責巡邏幾條大街小巷，他們要配置的掃帚和其他清道工具統一放置在固定的場所，以備他們所雇傭的清掃人員工作之用。

    耙集在一起，上午泥土不可堆積在街上，以免被車輪和馬足揚起。

    清道人員應備有若干車輛，車身不是高高地裝在車輪上，而是應該低低地裝在滑盤上。

    車底由格子構成，上鋪稻草，以保持倒入的泥漿的水分從車子底部排出。

    除去大量的水，泥漿的重量將大大減輕。

    這種車輛應放置在適當遠的地方，泥漿先用手推車運送，而泥車在將泥中水分排干后，用馬匹把它們拖走。

    之后我對這個建議的后半部分的可行性有些懷疑，因為有些街道很狹窄，泥車放在那里就不能不占去太多的位置，以致阻塞交通，但是我還以為那建議的前半部（主張在商店營業前清掃街道運走垃圾），在夏天是切實可行的，因為夏天日子長。

    一天早晨7點鐘，我走過倫敦河濱街和佛里特街，看見雖然天已經亮了，太陽已經出來3個多小時了，可是還沒有一家店鋪開門。

    倫敦的市民寧愿在燭光下生活，在白天睡覺，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常常抱怨燭稅太高，燭價太貴，真有點荒唐啊！

    也許有人以為這些小事不值得留心或加以敘述。

    雖然在刮風的時候，灰沙吹進一個人的眼睛或是一家店鋪是件小事，但是假如他們考慮到在人口眾多的城市里有千千萬萬的人或者店鋪受到灰沙的襲擊，而且這樣的情況時時發生，那他們就會認為這不是一件小事了，他們也不會妄加指責那些留意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的人來了。

    人類幸福不是由偶然的巨大的機遇帶來的而是由每天的時時發生的好事所積累而來的。

    所以說，假如你教會一個貧窮的年輕人怎樣修飾自己，怎樣保養他的剃刀遠比給他1000個金幣要好得多。

    這就是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這些錢總有一天會花光的，只會留下用錢不當的遺憾；但是另外一種情況，假如他學會了自己修面，他就會逃開時常因等待理發師惡心的剪刀，還有那粗重的呼吸，骯臟的手指所帶來的不快，隨心所欲地想在哪個高興的時候做就在哪個時候做，而且器具也是令人感到舒適而又鋒利的。

    本著這樣的思想，我大膽冒昧地寫下了上面的文字，希望他們能夠對我所住的，所熱愛的城市提供一些有用的參考意見，或是對美洲的其他城市也有這樣的用處。

    曾經一度我被美洲的郵政總局局長任命為他的審計員管理幾個郵政所和幾個郵政官員，直到1753年他去世，我和威廉亨特先生一同被英國郵政總局任命繼任了他的職位。

    截止到我們上任時，美洲的郵政從來沒有給英國郵政總局上繳過利潤。

    假如我們能夠創造利潤，我們可以從中提取六百英鎊作為我們的年薪，為了做到這一點，許多一系列改進的工作就必須要做了，有些開支開始又是不可避免的要花很多錢，所以在最初的4年里，英國郵政總局欠我們900鎊。

    但是不久都還清了；在我被一個行為怪誕的英國政府的大臣錯誤地卸職之前，在以后的文章里我還會提到此事，我們已經使得它給英國政府創造了比愛爾蘭最高峰時的郵政收入還多3倍的純利潤。

    自從那次錯誤的解職后，他們再也沒從美洲郵政局收到過一個子兒。

    這年，郵政局的事情給了我一個去新英格蘭旅行的機遇。

    新英格蘭的劍橋大學，出于他們的好意，授予了我一個文學碩士的學位。

    康涅狄格州的耶魯大學，曾經也授予了一個同樣的學位給我，因此，雖然我沒有受過正規的大學教育，但是我憑著我的自學還是分享了大學的榮譽。

    他們也是由于我在自然學科中對電學方面的發現和成績而授予我榮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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