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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一部分可能是由于海員們對于裝貨、裝帆和駛帆的方式各不相同，每人都有他自己獨到的辦法。

    同一條船在一個船長的判斷和命令下裝貨，行駛起來也許會比在另一個船長的指揮下或快或慢。

    并且，沒有一條船是由同一個人制造、裝備和駕駛的。

    一個人造船身，另一個裝帆，3個人裝貨和行駛它，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了解其他人的思想和經驗，因此當這幾方面合在一起的時候，就很難得到正確的結論了。

    即使在海上簡單的駕駛技術方面，我也常常看到在不同的值班時間里，不同船員的做法不同，雖然風力并沒有變大或變小。

    一個船員比另一個把帆蓬扯到多一些或少一些，這樣看起來，駕駛技術方面就似乎沒有一個可供參考的規則。

    然而，我想或許可以做一系列的實驗：首先，決定最佳航速的船身式樣；第二，最合適的桅桿尺寸和放置桅桿最合適的尺寸位置；接著帆蓬的式樣、數量和跟著不同風向的不同扯帆的方式；最后是裝貨的方法。

    這是一個實驗的年代，我想這樣一系列的精確設計和與之匹配的實驗應該是大有用處的。

    因此，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些聰明的科學家們會從事這樣的研究的，我真心祝福他們成功！

    在海上航行的時候我們遭遇了幾次敵人的攻擊，但是我們比任何人都走得快，在30天之內我們就行到了淺水地區了。

    我們的航海測量很準確，船長根據他的判斷把我們帶到靠我們港口法爾莫斯非常近的地方，如果我們在夜間快速航行的話，那么早晨我們或許就停在港口了，而且夜間航行還可以避開敵方船只的注意，因為他們常在海港附近巡邏。

    于是我們就拉起了所有的帆，那天風力也強，我們向前航行著，速度非常快。

    船長在測量后定了航線，我們還以為可以遠遠地避開西黎群島；但是在圣喬治海峽里似乎時不時地有一股強烈的對岸流，它經常使海員們上當，曾經使克勞斯萊薛夫爾爵士的艦隊覆沒。

    這股對岸流很有可能就是我們出事的原因。

    我們派了一個人在船頭看守，還不時地提醒他：“仔細看前面的地方！”

    他就回答：“是，是”；但很有可能他這個時候正閉著眼睛打瞌睡呢；他們有時候只是機械地回答，因為他連我們前面的燈都沒有看到，那個燈恰好藏在副帆當中，所以掌舵的和其他值班的人都沒有看到，還是由于船身偶然的一偏才發現了這個大危險，我們這個時候離它很近了，這個等在我看來似乎有車輪那么大。

    這時侯正是午夜時分，我們的船長睡得正香，但是肯尼迪上校跳到了甲板上，看到了危險，就命令我們調轉船頭，把所有的風蓬都扯住，停止向前航行；這樣的操作對桅桿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但是這樣一來倒使我們逃脫一場沉船的劫難。

    因為我們那時正向安裝燈塔的巖石沖去。

    這次脫險使我非常強烈地感到燈塔的作用，也使得我決心提倡在美洲建立更多的燈塔，假如我能夠生還回美洲的話。

    早上通過聲納等儀器的測試，我們發現我們就在海港附近，但是我們眼前的大陸卻被蒙上了厚厚的一團霧。

    大概在九點的時候，霧才開始散去，就像在戲院里帷幕一樣，霧在水下慢慢升起；在霧下面我們看到了法爾莫斯的市鎮、港內的船只和四周的田野。

    對那些長時期以來除了單調的大海就別無所見的人來說這真是一幅動人的景畫，同時使我們感到快樂的是現在我們不必再為戰爭焦慮了。

    我和我兒子立刻出發到倫敦去了，在路上我們只稍稍停留了一下，參觀索爾茲伯里平原上的史前石柱，還有在威爾頓的彭布羅克勛爵的私邸、花園以及他的非常珍奇的古玩。

    我們在1757年7月27日到達了倫敦。

    到這里自傳結束了，并由溫姆湯普富蘭克林和他的后繼者們出版，接下來的文章是富蘭克林博士在他的晚年所寫的，在畢哥婁先生的版本（1868版）里第一次用英語刊印出來。

    當我們一到倫敦，查理先生早已替我安排好了寓所，我就去拜訪了富特吉爾博士，有人向他大力推薦我，還有人建議我向他咨詢有關我的訴訟的程序。

    他反對馬上向政府提出控告，主張先跟領主們商量商量，經過朋友們的調停和勸導，領主們或許愿意友好解決這件事。

    接著，我又去訪問了老朋友和信使皮特柯立迅先生，他告訴我那個維吉尼亞大商人約翰韓布雷要求他，我一到就馬上通知他，他會把我引見給格蘭威爾勛爵，這位勛爵是樞密院的議長，他希望能夠盡快見到我。

    我同意第二天上午與韓不雷同去。

    于是他就來接我，我們坐在他的馬車上一起去見那位貴人。

    格蘭威爾勛爵待我非常謙恭，他詢問了一些有關美洲現狀的問題，我們交換了一下意見，接著他就對我說：“你們美洲人對于自己的政體有一種錯誤的認識：你們力爭的國王對他的州長的訓令并不是法律，并不能如你們所想的那樣隨意遵守。

    但是這些訓令個別公使出國時所帶的有關細小禮節方面的袖珍指南是不同的，他們首先是由熟悉法律的法官們起草的，然后在樞密院里經過深思熟慮、討論、修改，最后由國王簽署。

    所以這些訓令，從你們的角度來看是國法，因為英王是‘殖民地的立法者’。”

    我告訴勛爵這對我來說是全新的規矩。

    我總是按我們的特點來理解，認為我們的法律就是由我們議會制定的，當然要報請國王批準，但是國王批準了以后他就不能再隨意更改他們，并且議會也不能不經過國王的批準就制定永久性的法律，同時不經過議會的同意國王也不能制定法律。

    他堅持我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但我并不這樣認為，然而，與勛爵的談話使我對于英王政府對我們的可能的想法有點擔心，我一回到寓所，就把這次談話記錄下來了。

    我記得大概在20年之前，內閣向國會提出的議案中有這么一個條款：提出把國王的訓令當作殖民地的法律，但是眾議院否決了它，當時我們還因此擁護他們，以為他們是我們的朋友，自由的友人。

    到了1756年從他們對我們的行動中來看，他們以前拒絕授予國王這一統治權目的只不過是為了替自己保留這一特權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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