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所有的好衣服要從海道運來，我就穿著工作服。長途旅行，我渾身都是臟兮兮的，口袋里裝滿了襯衫和襪子。我一個人都不認識，也不知道去哪里住。因為旅行，劃船，缺乏休息而感到十分疲倦，人又很餓。但是我所有現金是一荷蘭盾和一個先令的銅幣。我把銅幣付給船老板作為船錢，他起先不肯收，因為我劃了船，但我堅持要他收下。一個人很窮的時候，他可能比有錢的時候更慷慨，也許因為害怕別人認為他很小氣。

    我從市場路到了第四大街，經過了我未來岳父里德先生的門口。我未來的妻子她這個時候正好在門口，她看到了我，她覺得我的樣子非常滑稽可笑，事實上我就是那個樣子。我向河邊走去，一路上我注視著人們的臉龐。我碰到了一個我覺得臉龐和善的教友會教徒，我就問他，外地人可以到哪里住宿。那個時候，我們正在“3個水手”的店牌附近。他說：“就是這里了！”。“這里就是接待外來旅客的地方，但這個地方的聲譽不好，你要是愿意的話就跟我走，我會帶你到一個更好的地方去。”后來，他就把我帶到了水街的克魯克旅館。我就住在那里。當我吃飯的時候，店主問了我幾個意味深長的問題，可能從年齡和外表來看我像個逃犯。

    吃過飯以后，睡意又來了。店家就把我領到我的鋪位那里，我沒有脫衣服就睡下了，一直睡到晚上6點的時候，然后我被叫醒去吃晚飯。吃過飯，我又早早地去睡覺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我盡量把自己打扮得整潔一點，然后去了安德魯·布雷福德印刷廠。在那個地方，我碰到了那個店主的父親，就是我在紐約認識的那個老人家。他把我介紹給他的兒子，他兒子很客氣地待我，并且請我吃了早餐。但他告訴我，他現在不缺人手，因為他最近剛招了個人。不過，鎮上剛開了一家印刷所，店主叫凱默，他可能會要我。如果不行的話，他歡迎我住在他家，并會給我點零活干干，直到我找到工作為止。

    老人家說他愿意和我一起去那個印刷的老板那里。當我們找到那家店老板的時候，布雷福德就對他說，“朋友啊，我帶了個年輕的印刷匠給你，你也許會需要他的。”他問了我一些問題，然后給我一副字盤，看我如何操做。然后他告訴我，他會盡快叫我來上班，盡管他現在沒有事情讓我做。

    我發現，凱默的印刷廠里只有一臺老式的印刷機和一套舊的小號英文鉛字。這個時候他正在用那套鉛字排印阿奎那·羅斯的《挽歌》。我努力把他的印刷機整理了一下，那個機器他還沒有用過，他對那個東西一竅不通。這樣那個機器就可以印刷了，我答應等他那個《挽歌》一排好我就來印刷。我回到了布雷福德的家里，他暫時給我安排了些雜活干，我在那里住和吃。幾天以后，凱默叫人找我回去印刷《挽歌》，現在，他又弄到了另外兩只活字盤，并且有本冊子要重印，他就叫我來干活了。

    我發現這兩位印刷店的老板對印刷業并不在行。布雷福德并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他基本上是個文盲。至于凱默，他有些學問，但他只會排字而不知道印刷。他是法國先知派的教徒，能夠和他們一樣熱情和激動。他有間屋子，但卻沒有家具，所以他沒有辦法安排我住宿，但他安排我住在前面提到過的里德先生處。這個時候，我的衣物已經運過來了，我把自己打扮了一下，在里德小姐的眼中我的外表比她第一次看見我的時候體面多了。

    我現在開始和鎮上的一些年輕人有了來往。那都是喜歡讀書的年輕人，晚上和他們一起度過是很開心的。由于我的勤勞和節約，我還存了一筆錢。我生活得很開心，希望沒有人知道我住在那里，我盡量去忘掉波士頓。當然，我的朋友柯林斯除外，我在寫信給他的時候叫他替我保密。但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使我回到了波士頓，比我原來意料的早多了。我有一個叫羅伯特·霍姆斯的姐夫，他是一艘單桅帆船的船長，開船在波士頓和特拉華之間做生意。他在離費城40英里的紐卡斯爾聽說了我所在的地方，就給我寫了一封信，十分有誠意地勸我回去。他說在我突然離開波士頓出走以后，我波士頓的朋友都很掛念我，他還向我保證了大家對我是好意的，如果我回去的話，一切都會按照我的意思安排。我寫了封回信給他，感謝他的勸告。我詳細地告訴了他我離開波士頓的理由，這樣他就不會認為我離開波士頓像他原來想象的那樣沒有理由。

    威廉·基思爵士，是這個州的州長，他那個時候正在紐卡斯爾。當羅伯特·霍姆斯船長，我的姐夫接到我的信的時候，他正和州長在一起，他同威廉·基思爵士談起了我，還把我的信遞給他看。州長看了我的信，當姐夫告訴他我的年齡時，他似乎很吃驚。他說，我看起來是個前程似錦的人，應該給予鼓勵。他說費城的印刷業水平很低，如果我在費城開業肯定可以成功。他說，他愿意為我招攬公家的生意，并在其它方面就他能力所及幫助我。

    大概在1724年的4月底，有船去波士頓，我說要去看我的朋友而離開了凱默。州長給了我一封很厚的信，他在信中對我父親說了我很多好話。他在信中極力推薦我在費城開辦印刷廠，說這一事業必能使我有個遠大前程。我們的船在開入海灣的時候碰上了淺灘，船漏水了。外面波濤洶涌，我們得不停地抽水，我也輪班抽水。但是，大概經過了兩個星期以后，我們平安地抵達了波士頓。我離開家已經有7個月了，我的朋友都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霍姆斯還沒有回來，也沒有寫信談我的情況。我的不期而歸讓全家大吃一驚，所有的人都很高興我的歸來，很歡迎我，除了哥哥。我去他的印刷所看他，那個時候我比在他那兒工作的時候穿的更考究，我穿一身筆挺時髦的西裝，口袋里還掛了一只表，身上還有差不多5英鎊銀幣。哥哥勉強接見了我，他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又去做他的事情了。

    當父親接到州長的信的時候，他顯然很吃驚，但他好幾天都沒有向我提到那件事情。當霍姆斯姐夫回來的時候，父親把這封信給他看。父親問他是否知道威廉·基思爵士，他是個什么樣的人，父親還說威廉·基思一定是個考慮不周的人，他竟然讓一個還要3年才成年的小孩子去創業。霍姆斯姐夫說他很贊成這個計劃，但我父親明白那個計劃并不恰當，最后，他斷然拒絕了。然后父親寫了封措辭委婉的信給威廉·基思爵士，感謝他對我的贊助和好意，但他拒絕資助我建立印刷廠，因為他覺得我還太年輕，他不能相信我能管理這樣一個需要如此巨額資金建立的一個重要企業。

    我的朋友柯林斯那個時候是郵局的一個辦事員，他聽了我在新地方的事情很高興，他也決定去那里。當我還在等父親決定的時候，他先走一步了。他從陸路去的羅德島，把他大量的數學和自然哲學的書留了下來，叫我帶著一起到紐約去，他說他會在那里等我。

    父親盡管不贊成威廉·基思爵士的建議，但他很高興我能從當地如此有聲望的人那里得到這樣一封贊賞有加的信，他對我在這么短的時間內憑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打扮得這樣體面感到很欣慰。因此，看到我和哥哥不可能在一起做事，他就同意我返回費城，帶著他們的祝福和贊許，我登上了船前去紐約。

    在紐約，我找到了柯林斯，他比我先到幾天。那個時候紐約的州長是伯內特（伯內特主教的兒子），他聽船長說他的旅客中有個年輕人帶了很多書籍，他就要求見見我。這樣我就去見他了，如果柯林斯沒有喝醉的話，我會帶他一起去的。州長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并且領我參觀了他的圖書館。那個圖書館真大啊！我們針對書和他們的作者談了很多，這使我獲得了州長的青睞，對我這樣一個窮小子來說，這是讓人十分激動的。

    我們繼續前往費城。在路上的時候，我收到了別人欠佛農的錢，如果沒有那筆錢的話，我們是不可能完成我們的旅程的。動用佛農的錢是我一生中所犯下的重大錯誤之一，這件事情表明，父親認為我還年輕，不能管理重要企業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當威廉·基思爵士讀到我父親給他的信的時候，他說父親太謹慎了。他說，人不能一概而論，謹慎不一定和年齡相生相伴，年輕人并不一定就不謹慎。他說：“既然他不幫助你，那我就來幫你。你需要從英國買什么東西，給我張清單，我去買，你以后有能力再還我。我決定要讓本地有一家好的印刷廠。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成功的。”

    我給了他一份開辦一個小印刷廠所需物品的清單，照我估計，大概要100英鎊。他很高興，但是問我，要是我能夠去英國親自挑選鉛字并檢查各種機器的部件是不是更好。“而且，”他又說，“在那個地方，你可以結識一些人，可以在賣書和文具方面和他們建立聯系。”我認為這樣做是有益處的，就同意了州長的建議。“那么，”他說，“做好準備坐安尼斯號去。”那艘船是那個時候惟一的一艘一年一次往來于倫敦和費城的船只，但是離安尼斯號啟程的日子還有幾個月，我就繼續在凱默那里做事。

    這段時間，我連續向里德小姐求了幾次愛，我對她很傾慕，我也有理由相信她對我也有相同的情感。但是，她母親認為我們不用太急躁，因為我們都很年輕，才18歲多一點，我又要進行長途旅行，如果要結婚的話，還是等我回來以后，當我像我所期待的那樣建立了自己的事業以后，那樣會更加合適一些。

    州長好像很愿意和我在一起，他經常請我到他家里去做客。幫助我開業是一個必談的話題，他除了要給我向銀行貸款的信用證，以便我可以購買印刷機、鉛字和紙張等等，還說要給我寫一些介紹信給他的朋友們。他好幾次說好了寫好那些信的日期，叫我去拿，但每次我去的時候，他就定了一個更遠的日子。就這樣一直推到了船開的時候，這個船期也是推了幾次才定下來的。當我前去向他告別并取信的時候，他的秘書，巴德博士出來對我說州長正在忙著寫那封信，他會在開船前趕到紐卡斯爾把信交給我。

    在這次旅行中，德納姆先生和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我們一直保持著這種友情。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這次旅行又是令人不愉快的，因為天氣實在太糟糕了。

    我很快就在帕爾默印刷所找到了工作，那是在巴塞洛謬巷口的一家有名的印刷所，我在那里工作了將近一年。他們指定我給沃拉斯頓的《自然宗教》第二版排版。我覺得，沃拉斯頓的論證并不很充分，因此，我就寫了一篇簡短的哲學文章對之做了些評論，那篇文章的題目是《論自由與貧困，快樂與痛苦》，這使帕爾默先生認為我值得尊重，他把我當成了一個聰明有才華的人，雖然他對我其中的一些理論提出了嚴肅地批評，他甚至有些厭惡它們。我印這本小冊子又是一個錯誤。當我住在小不列顛的時候，認識了一個書商，他的名字叫威爾科克斯。他的書店就在隔壁，他收集了很多舊書，那個時候還沒有對外開放的圖書館。我們達成了一個協議，在合理條件下，具體的條件我已經忘了，我可以借走他的任何一本書，然后再歸還。它對我真是一個好事情，我盡量利用它。

    我的那本小冊子不知道通過什么方式被一個叫做萊昂斯的外科醫生看到了，他是《人類判斷能力的確定性》的作者，我們就這樣認識了。他很看重我，經常來找我談論這些話題。他把我帶到平價街的霍恩斯，那是一家淡啤酒館，在那里，他把我介紹給《蜜蜂的童話》的作者曼德威博士。曼德威博士在那里開了一家俱樂部，他是俱樂部的核心人物，是一個非常風趣幽默的家伙。萊昂斯還把我介紹給巴特咖啡屋的佩姆頓博士，佩姆頓博士答應什么時候方便的話會給我機會讓我見薩克·牛頓爵士，我很想有那一天，但那一天始終沒有到來。

    為了得到一個更好的工作，我離開了帕爾默印刷所，來到了瓦茨印刷所，就在林肯酒店不遠的地方，是一家比帕爾默印刷所更大的印刷所。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我離開倫敦。

    我剛進入瓦茨印刷所的時候是做的印刷工作，我覺得在這里有在新大陸工作的時候所沒有的那種體力鍛煉，在這里，印刷和排字是在一起的。幾個星期以后，瓦茨讓我去排字間去工作，我就這樣離開了印刷間。我從來不缺勤（因為我從來不用請假做禮拜，我不是教徒），老板因之很喜歡我。由于我做事的速度很快，老板總是把急件交給我做，待遇經常要高一點，這樣，我的生活就過得越來越舒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