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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1年4月11日，在明國方面最后通牒下達的第八日晨，明葡雙方正式開戰(zhàn)。

    站在關(guān)閘前，看到刁斗森嚴的景象，澳門市議會書記官安德拉德不由得長嘆一口氣。

    他是作為最后的使節(jié)，來到兩軍陣前領(lǐng)取開戰(zhàn)文書的。

    此刻，昔日繁華的蓮花莖關(guān)閘門前，已然變得戒備森嚴，到處都是背著槍，穿著短衣短褲的明國士兵。關(guān)閘周邊架設起了鐵絲網(wǎng)、鹿角、以及沙袋壘起來的圓形據(jù)點。

    附近原本茂盛的植被也被清理一空，露出了平整的土地，青黑色一片，仿佛預示著不詳即將來臨。

    作為最后的使者，安德拉德這一次壓根就沒有見到任何明國官員——無論穿著長袍的傳統(tǒng)官僚還是某位伯爵手下留著短發(fā)的官員。

    而把文書交給安德拉德的，只是一個冷著臉，戴著大檐帽的低級軍官而已。

    微微低頭保持了一個貴族應有的禮節(jié)后，接過文書的安德拉德，帶著從人轉(zhuǎn)身往來時的馬車方向走去。

    上車，伸手拉上有著漂亮玻璃窗的雕花車門，安德拉德對兩個從人說道：“先生們，漫長艱苦的戰(zhàn)事不可避免，如果要我說的話。將你們看到的都帶回去吧，總督大人在等著你們。”

    安德拉德此來，除了履行開戰(zhàn)手續(xù)之外，刺探軍情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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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代，以及之前的幾千年和之后的幾百年間，擁有堅固堡壘的一方，在戰(zhàn)略上的優(yōu)勢是很難撼動的。

    古代的攻城戰(zhàn)，幾千年來，進攻一方花費十倍的資源和二十倍的士兵，再擁有成年累月的時間，去攻打堅城的戰(zhàn)例很多很多。人們或許以為戰(zhàn)爭都是“攻城略地”，然而在悠久的歷史中，更多的是各種烏龜流讓敵方鎩羽而歸的實例。

    中古時代的歐洲的領(lǐng)主，依靠家族傳承的城堡，就可以控制領(lǐng)民從羅馬帝國一直到工業(yè)大革命時期。

    哪怕是在熱兵器已經(jīng)開始普及的后世，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的塞瓦斯托波爾要塞和二戰(zhàn)中的布列斯特要塞，依舊在訴說著堅城對戰(zhàn)爭不可或缺的影響：所謂的圍困，只要時間一長，進攻者的軍隊是一定會產(chǎn)生各種霍亂痢疾梅毒瘟疫的，這是所有守城者的大殺器。

    而在17世紀這個殖民時代，堅固的據(jù)點或者堡壘，更是保證殖民活動的核心要義。

    只需要在隨便什么地方修建一座堡壘，架設好火繩槍，再來幾門炮，就可以放心大膽的和土著做生意了......堡壘是交易中心，也是可以有效防范土著和同為殖民者的各國流氓覬覦攻打的庇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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