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頁 公元前140年，丞相衛綰對漢武帝說，現在推薦的官員，都是喜歡法家的思想，但不利于統一思想，他們的言論經常有擾亂輿論的危險。漢武帝于是讓各地官員推薦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親自主持考試。董仲舒在回答漢武帝的問題時，回答得非常好。從此，漢武帝就開始重視儒生了，讓他們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中，有的還做了丞相。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提出來的，意思是廢除其他思想，只尊重儒家的學說。以后，凡是做官的人都要懂得儒家的學說，用儒家的思想來解釋法律。獨尊儒術之后，中國古代的封建正統思想就開始確立了，但真正的全面確立是到了隋唐時期。 影響作用 背景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這一政策幾乎為以后各代統治者所遵奉，長達兩千年之久，對我國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和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質的形成，產生了深刻影響。 對于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古代史學家多認為是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個是為了建立大一統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于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其實，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和其他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一樣，都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只要深入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細加鉤沉比勘，就不難揭示其事實真相。 治民之術的需要 首先，獨尊儒術是改善治民之術的需要。統一的封建帝國，自秦始皇建立到漢武帝執政，經歷了近一百年，封建帝國的主要社會矛盾，即農民和地主之間的矛盾，得到了充分的表現，如何處置和緩和這一矛盾，是封建統治者選擇和確立統治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對于如何統治人民的問題，漢代統治者認真總結了秦亡的教訓，認為秦統治者在取天下時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時卻是失敗的，這是由于不懂得逆取順守的道理。這一論斷符合歷史實際。秦建立以后，對于如何處理高度集中的政治與高度分散的經濟之間的矛盾還缺乏經驗，不懂得為了加強集權統治，必須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來管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尤為失策的是未能改變兼并六國時的法治手段，沒有采用倫理道德教化的方式來處理各種社會問題。為了統一思想，秦采用了焚書坑儒的措施。在公元前209年爆發了農民大起義。秦二世而亡。 無為之治的終結 漢代初年地主階級的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史記·秦始皇本紀》）。漢代統治階級順應歷史發展的需要，實行了與民休息的無為之治，并因之帶來了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但是這種治民之術，既不能解決化民易俗，建立統一的封建倫常觀念的問題，也不能使分散的小農經濟與政權凝聚為一體，更為有害的是這種放任政策，聽憑富賈豪族掠奪民財，兼并土地，從而激化了階級矛盾。到漢武帝時期，農民已處在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漢書·食貨志》）的悲慘境地，迫使農民奮起抗爭，在文帝之時，京城長安內也發生了盜賊的暴力事件。 階級矛盾逐漸加劇，使漢代統治者意識到清靜無為政治已不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了。儒家集以往文化之大成，對于如何御民的問題，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國封建宗法社會國情的辦法：第一，以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駕馭天下。我國的封建社會改造并保留了奴隸社會的宗法制度，以家族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基礎，這是一個重要特點。對此，先秦以來的各個學派，有著不同的認識。法家認法不認親，對宗法制度有否定的一面。墨家主張兼愛、抹煞等級差別，不利于宗法制度的確立。管仲學派則是肯定與否定參半，黃老學派繼承了這一傳統，沒有對宗法制度給予至高的位置。儒家則不同，聲稱以孝悌為本，主張強化君父之權。儒家經典系統保存了我國自原始社會末期至春秋戰國以來有關宗法觀念的思想資料。經歷秦漢之際思想學術的大融合，儒家學者又根據井田制廢除，私有經濟產生，宗族解體為家族，以及郡縣制和中央集權制確立等新情況，對古老的宗法制度進行了一番加工改造，設計了一套以個體家族為基本單位的宗法制度，這一加工改造體現在漢初儒師的造禮活動之中。董仲舒繼之又明確提出了三綱五常之說，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并有助于鞏固中央集權。按照儒家的學說，可以循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順序，理順國家政權和家族性個體農業者之間的關系。 儒家地位的肯定 儒家關于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論，符合我國封建社會的實際狀況，這是它被定為一尊的重要原因。第二，主張推行仁政。儒家學說有一重要特點，就是把政治倫理化，將統治者與服從者的政治關系染上宗法觀念的溫情色彩。這一理論運用于治道，則提出了仁政的主張，這是儒家有別于其他學派的又一重要表現。法家認為仁義是過時之物，故濫用暴力，結果激化了社會矛盾。黃老學派主張持以道德，輔以仁義《準南子·覽冥訓》，行仁義必須服從于自然無為的道論，從而放縱了地主階級的貪婪本性，使社會矛盾日益加劇。儒家提倡仁政，對地主階級有一定制約，防止他們干出殺雞取卵的蠢事。漢初儒家吸取了刑名之學的思想，認識到禮樂刑政具有相輔相成的關系，主張將仁政與法治結合起來，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重視道德教化，較妥善地處置了德與刑的關系，符合逆取順守的治國方略。賈誼是漢初儒家的杰出代表，他勸導君主和各級官吏帶頭為善，對百姓施以示范開導的政策。同時他又主張對反對朝廷、魚肉百姓的地方割據勢力，施以斤斧，加以鎮壓制裁。董仲舒將興學置教、培養賢吏與推行仁政緊密結合起來，發展了先秦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思想，對于建設賢德而干練的封建官僚機構，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建議。儒家的仁政主張，有助于緩和階級矛盾，提高吏治水平，不失為封建地主階級的長治久安之策。第三，以天道人情教化百姓。封建統治者需要借助宗教神學的力量來加強統治，中國和外國概莫能外。法家的無神論和統治階級的需要是相抵觸的，秦漢之際的方士為帝王求長生不死之藥，只服務于統治者個人，并未解決統治百姓的問題。董仲舒卻適應封建統治的需要，著眼于鞏固整個封建國家的政權，對儒學進行了神學化的改造：他的天人感應論，使倫理道德神學化了；他的君權神授說，為君主專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學的論證。董仲舒建造的神學化的儒學體系，雖然有別于出世而消極的宗教，卻積極配合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進而抬高了儒學的地位。 漢武“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適應西漢政治、思想和社會轉軌變型需要的重大舉措，先后以十一年之久，歷經罷黜刑法、議立明堂、增置博士、絀抑黃老，制策賢良和任用儒吏六個階段，由政治開路到理論完成繼而組織實現，構成一個險象環生、波瀾迭出的歷史過程。此舉對后世歷史產生深刻影響：一方面，使漢代儒家經學得到重大發展，并從此成為后世歷代的正統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維，使學術自由從此成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華民族為此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 儒家思想的負面影響 以孔丘為創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以倫理為中心，以等級為基礎的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主張“禮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論的要旨在于：圣賢決定禮法；身正則令行；法先王，順人情。儒家在禮與法的關系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系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系中強調人治。自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后世無非是對它進行修修補補，它獨霸中國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個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專制。歷史證明，人治和專制是一脈相承的。要建立現代司法理念，這種本土環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與強調以制度、規則來約束人們的行為的法治觀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現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礙。那就是法治觀念先天不足。 (本章完) 第(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