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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幕府治下的日本談?wù)摮⒐傥坏木唧w職責和實際權(quán)力，屬實是大可不必了。
京都朝廷的天皇和公卿們的日常吃穿用度，都要靠幕府和諸藩的接濟。
軍權(quán)、財權(quán)和治權(quán)，一個都沒有。
這樣的朝廷，哪還有什么兵部？
麾下沒有一兵一卒，這個兵部又有勞什子的權(quán)力呢？
簡單來說，京都朝廷的這些官位基本就是榮譽頭銜。
某些官位是世襲罔替的。
公卿們按照家格的高低，分別把持著各個重要官位。
比如出任正一位太政大臣的人，必須得是五攝家（近衛(wèi)氏、九條氏、鷹司氏、二條氏、一條氏）或者清華家（久我氏、三條氏、西園寺氏、德大寺氏、花山院氏、大炊御門氏、今出川氏、醍醐氏、廣幡氏）的公卿。
某些藩國大名也能獲得世襲罔替的官位。
比如會津藩藩主就世代授從五位上肥后守一職。
在幕府的精心架空下，朝廷的官位既無實際的權(quán)力，也無具體的福利。
除了使你的名頭更加響亮之外，毫無用處。
青登的這個“兵部大丞”純屬吊毛用都沒有的虛銜。
他上頭的兵部卿、兵部大輔和兵部少輔全都空缺著，就等未來哪天有人立下大功了，將這些官位獎賞給人家。
若從功利性的角度來看，朝廷官位確實是百無一用。
不過，假使用這個時代的價值觀來進行衡量的話，獲授朝廷官位實乃莫大的殊榮。
一來受尊攘運動的影響，京都朝廷的政治地位得到史詩級的加強，朝廷官位的含金量也隨之大大上升。
二來則是在歷史慣性的驅(qū)使下，人們對朝廷官位有一種特殊的“濾鏡”。
自平安時代以降，那些大人物在干大事——比如說篡權(quán)——之前，總要先獲得京都朝廷的承認。
最典型的例子，莫屬戰(zhàn)國時代末期的豐臣秀吉。
并非什么阿貓阿狗都能開創(chuàng)幕府。
理論上是必須要武家貴族(源氏、平氏出身)才能夠擔任征夷大將軍，進而建立幕府。
開創(chuàng)室町幕府的足利家族（源氏），以及開創(chuàng)江戶幕府的德川家族（源氏），莫不如是。
豐臣秀吉是貧苦農(nóng)民家庭出身。
他與武家貴族的關(guān)系，就跟卡巴斯基和巴基斯坦的關(guān)系一樣——有個基巴關(guān)系。
因此，他自然是無緣征夷大將軍之位。
于是乎，他另辟蹊徑。
他在統(tǒng)一天下后，以近衛(wèi)前久養(yǎng)子的身份改姓藤原，成為關(guān)白并兼任太政大臣，后來獲天皇賜姓豐臣，開創(chuàng)了豐臣政權(quán)。
【注·關(guān)白：律令官制以外的官位，相當于唐代之丞相，并非太政臣之員，乃平安時攝關(guān)政治所創(chuàng)之官位，後來成為榮譽性官員。】
一來二去之下，這就成了一種政治慣例——若想成就大業(yè)，須先獲授朝廷的官位，也就是得到朝廷的承認和支持。
這就跟古中國的禪讓一樣，雖然都是虛頭八腦的假把式，一群人擱那兒假惺惺地演戲，但是卻屬于必備的流程。
因此，在江戶時代的絕大部分人的認知里，能夠獲得朝廷的官位，乃是對你的社會地位和自身能力的充分肯定。
古日本與古中國一樣，某人官至XX部，就能被冠以“XX部”的敬稱。
比如曾經(jīng)官至檢校工部員外郎的杜甫，就曾有一個“杜工部”的尊稱。
換言之，從此以后，青登多了一個新的敬稱——橘兵部。
按照“朝廷官位的逼格要高于幕府官職”的風(fēng)氣習(xí)慣，“橘兵部”這一敬稱的等級將凌駕在“橘大人”、“仁王大人”等稱呼之上。
不出意外的話，直到卸任兵部大丞之前，官場中人都會用“橘兵部”來稱呼青登。
兵部大丞的品級是正六品下，該等級雖不算高，但也絕對不低，倒也符合青登而今的地位和功績。
畢竟，青登現(xiàn)在還不是大名，若是獲得過高的官位，并不合宜。
六品以上的官位，基本都得由公卿和藩國大名來出任。
換言之，青登至少也要成為割據(jù)一方的大名，才能獲得更高級別的官位。
而這個目標……已經(jīng)不遠了！
青登原有的俸祿是5220石。
如今又增加了3000石，那么現(xiàn)在就是8220石了。
在江戶時代，一萬石家祿乃分水嶺。
萬石之下是只能拿死工資的普通武士。
而萬石之上……就是擁有自己的自治領(lǐng)土、可以辟置僚屬的名副其實的大名了！
等到那時，青登真的就達到了古往今來的無數(shù)武士所夢寐以求的境界——成為一城一地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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