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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李純佑說局勢一大片大好，這話某些方面來說，也沒錯。

    九月初五，洛京大學互毆案，已經在東京官場鬧得沸沸。

    這件事到底有多嚴重？

    洛京大學是朝廷新學新政，新學真正開始于東京大學，在天子腳下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

    雖然其間也有小打小鬧，但那都無傷大雅。

    東京大學這幾年走出了無數新政人才，他們雖然此時此刻大多數都還在基層做監鎮官，可是新政能有現在的成績，他們功不可沒。

    甚至東京大學工學院還為西北、河北、河東輸送了一批搞建設的人才。

    知識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儒學，百家之學皆能登上大雅之堂。

    從東京大學走出來的這些人，已經成為大宋朝堂上下都不可忽視的一股勢力。

    偏偏這股勢力代表的是新政。

    他們是新政執行的根基。

    若是新學還一直停在東京，九月初一的洛京大學互毆案也許并不會發生。

    但是，從靖康五年開始的四京新學，無疑開始大范圍觸動儒學這個意識形態領域的利益蛋糕。

    通俗一點來說，是輿論高地的爭奪。

    再簡單一點來說，是法理解釋權的爭奪。

    過去的時代，一切的法理都由儒生來解釋。

    大宋朝社會形態中的種種行為，都可以從儒家先賢那里找到經典，再由這個時代最博學、最智慧的那群人做解讀。

    例如大宋朝的范仲淹、富弼、歐陽修、二程、張載、蘇軾等人。

    他們的學術，影響著無數讀書人，那些讀書人又教化著萬民。

    可是，自從東京大學開啟后，農學、工學、商學、金融學、地理學、數學等等，全部列入教材。

    例如錢喻清，他在今年就寫了一本叫做《交鈔的商業繁榮》，這本書一經出版，短短一天，就賣斷了貨。

    為什么？

    因為從東京大學卒業的許多商學院學生都很崇拜這位東京商業界后起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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