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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統天下以后，可供征服的土地皆已納入王土，可是有功之士太多了，等待著立功的人更多。根深蒂固的老成軍功世家倒是渴望階級固化，但是那些新興的軍功貴族明顯有更多的渴望。

    甚至于涉及底層有功將士的土地分配上也出了問題，因為原來秦國的本土良田都被封賞的差不多了，六國那里倒是有地，可是誰愿意把地分到國外去？

    而相比較于耕戰體系的岌岌可危，大秦的吏治體系早已經千瘡百孔。

    或者說，早在秦始皇繼位初期吏治體系就已經開始不斷爆雷了。

    秦國令人稱道的制度執行力是要靠大量的吏員來推動的。

    故而，秦國吏治的最巔峰時期即為商鞅主政的時期。

    爾后每一次土地的開擴本質上來說都是一次吏治的倒退。

    人口和土地的增加付出的代價就是政府執行力和中央掌控力的降低。

    只有花費大量時間重新在新土推行秦法，培養吏員，才能夠彌補空缺。

    始皇帝繼位以后，出現成蟜判亂，昌平君反秦。

    成蟜尚且聲勢不大，勉強在控制范圍之內，昌平君反秦甚至直接導致了第一次伐楚戰爭的失敗。

    二者反叛不可避免，但能夠掀起如此浩大的聲勢就說明秦國的吏治已經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監察力度和中央掌控力度下降極為明顯。

    而在秦國一統六國以后更加明顯，項家私兵，張良刺殺，會稽太守包藏禍心……

    這都說明秦國的吏治已經出現了不可避免的崩壞。

    而這些，始皇帝都能夠很明顯的感覺出來，但他驕傲的認為，在自己的鎮壓之下，這些都不是問題。

    耕戰體系停滯？那就征服新的土地？

    吏治倒退？那就花費人力物力繼續培養。

    十年？二十年？只要時間充足，他就有自信解決這些問題。

    而趙泗這次帶回來的東西，也相應的顯得彌足珍貴。

    不管是世界地圖，還是三種新的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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