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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完全沒有意識到，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英國，一場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正在他們的眼前展開。
而這場工業革命，恰好是由英國從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的農村工業化運動所引爆。
直到后來，這場由農村原始工業化引爆的英國工業革命，才被如馬克思和恩格斯，這樣少數具有洞察力的政治經濟學家所察覺和意識到。
同樣。
在八十年代中國依然貧窮，落后，絕大部分人口集中在農村的環境下。
還無人能夠敏銳抓住，或意識到這場農村工業化浪潮的深遠歷史意義，和經濟學意義。
八八年前后的中國，已經處在引爆工業革命的門口，卻絲毫沒有引起國內外經濟學家和媒體的重視。
而中國最偉大的總設計師，準確的看清了現象。
朱高熾也發現了朱棣的不快，同樣也知道，他的不快來自于何處，所以認真解釋道。
“中華重工的誕生，滿打滿算不到兩年，雖然發展的很快，可仍然不具備兼顧所有人的能力。”
“目前中華重工的目標，仍然以軍戶為主，工匠為輔，那么對于民間，就需要這些作坊的存在。”
“吸收農村富余的勞動力，促進生產力，為工業化道路創造源源不斷的動力。”
朱棣不滿的說道：“豈不是不公平？”
朱棣談公平，朱高熾沒有覺得荒謬。
如果覺得荒誕，是因為對士農工商的誤解。
士農工商。
出自于《管子》，“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
士農工商四民，是國家的柱石之民。
管仲認為，四民分業有四個好處：一是“相語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經驗，提高技藝；
二是“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對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三是營造專業氛圍，使民眾安于本業，不至于“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
四是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
無論后世部分人，如何根據字面來解讀成等級，也無論唐宋明如何脫變，至少管仲的原意，并不是分貴賤。
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把國民分為三等：第一等是哲學家，第二等是戰士，第三等是商人、手工業者和農民。
到了明朝時，士的地位的確是最高的，畢竟人家是官老爺。
所以明末的西方傳教士，把大明稱為理想國。
但這是因為社會的地位導致的差別，而不是人為的劃分，就跟富人有小三的現象，總不能因此解讀成社會支持小三。
朱棣認為作為統治者，對百姓要一視同仁，不分親疏，而對老大的做法產生不滿。
“大明農戶太多了。”朱高熾輕聲說道。
大明的城市人口，最巔峰的時期，也不足百分之十。
英國靠著一個半世紀鄉村經濟的繁榮，支撐起了工業革命誕生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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