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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各省，只有局部地區(qū)發(fā)了旱災，但自入夏以來，黃河下游多雨。
這看似緩解了旱情，卻讓黃河、準河水位猛漲。
黃準一帶未發(fā)旱災，倒是發(fā)起了洪災。孫嘉淦運氣不錯，與李紱一道從國子監(jiān)遷調，去做了河道總督。
大明定都南京，沒有漕運需求，所以也就沒有漕運總督和河道總督。
孫嘉淦這個河道總督，屬于臨時任命，主要職務便是抗洪救災。
李紱在江西掀大案的時候，孫嘉淦在黃淮流域同樣忙的腳不沾地，甚至于屢次涉險進入黃泛災區(qū)，主持地方官吏搶險救災。
前后從夏季忙到入秋，雨水減少，黃泛災區(qū)才稍稍緩解。
朱怡炅看著手中各地官員呈報災情的奏章，嘆息道：“民生多艱啊！百姓好不容易躲過了兵災亂世，卻躲不過這洪水天災。”
孫嘉淦已被召回南京，這時說道：“啟稟陛下，黃淮水患并非天災，而為人禍也。”
“人禍？”朱怡炅皺眉問道：“孫卿是說偽清修筑防洪堤壩時偷工減料，致使決口嗎？”
孫嘉淦說道：“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偽清防洪堤壩事關漕運要務。負責此事的官員便是膽子再大，也不敢貪墨。就算貪墨，也不會貪的太狠。只是，黃淮水患，其根本不在堤壩，或者說正是堤壩修的太多，已然嚴重影響到了當?shù)厮摹！?br>
“這是為何？”朱怡炅不是很懂治水。
孫嘉淦說道：“自南宋紹熙五年，黃河決陽武，至梁山泊分南北二支，南支與泗水合流，南流入準，此為黃準水患之始。往后歷朝治水，皆以保障大運河暢通為要，采取修筑高堤，堵塞黃淮水道的法子。此為治標難治本！”
這很正常，明清兩朝定都北京，無論誰來做漕運總督、河道總督，第一要務便是保障大運河的漕運。
否則，你是想讓皇帝餓肚子，還是讓北京餓殍遍地？
別說官帽了，九族親戚還要不要了。
從前明弘治年間開始，明廷不斷嘗試治理黃河，但始終掣肘于大運河漕運。
所有治河官員只能采取消極手段，修筑越來越多的河堤，把整個黃淮水道都圍堵起來。這樣帶來的后果就是黃河、準河、運河交匯的清口大量淤堵，并最終匯入洪懌湖。
洪澤湖原本只是多個小型湖泊沼澤聚集地，正是靠著明清兩朝不斷治水，這才不斷擴張。
前明很快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然后，又在洪澤湖筑堤，人為抬高其水位。意圖遏制洪澤湖水擴張的同時，借其湖水來蓄清刷黃，沖刷黃河泥沙，從而起到黃準合流入海的作用。
只可惜，這個法子連后頭的滿清都沒撐住，蓄清刷黃非但刷不動，反而還讓洪澤湖湖床被不斷抬高，湖面也越來越廣闊。
直到康熙年間，漕運被洪澤湖嚴重堵塞，為了防止北京隨時斷糧，康熙下旨再度于洪澤湖連修39座堤壩。
康熙十九年，堤壩竣工，洪澤湖水淹沒泗州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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