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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篇文章，除了借鑒丁穎教授的《中國栽培稻種的起源及其演變》的格式外，也做了大量的創新。
丁穎教授是“中國稻作學之父”，他的文章大量引用古今中外的文獻。
蘇亦也不能慫，他的文章文獻部分引用也不能少。
他會日文、英文、又懂古文字，不展示這方面的才華，那不是白學了？
因此，他特意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去論證“稻”是如何從向全世界傳播的。
他把稻谷的語言系統分為中國、印度、南洋三大系統。
首先論述，稻從中國向曰本的證據。
比如，日語的“Ko”即“谷米”的對音，“ho”（穗）即“禾”的對音。我們南方口音就稱“稻”為“谷”或“禾”。
至于“稻”從印度西傳也可以論證，比如印度的泰米爾語稱稻為arishi，后經阿拉伯人演化成arruzz或uruzz，而希臘人又根據阿拉伯語翻譯成aruza，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后引進水稻，西班牙語稱為arroz，從此歐洲人對稻的稱呼就變成意大利語rize、rizo；德語is；法語riz；英語re；俄語。
至于南陽語言系統，也差不多，稻發音為padi，米為bras，這屬于馬來——波利尼亞語系，可能是馬來人于史前時期遷徙到印尼的時候傳入的。
甚至，菲律賓國際水稻研究所對15個以IR（國際稻）命名的品種進行溯源，結果發現全部品種都有印尼品種Cina，這一語音至少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跟“China”的諧音幾乎是一致的。
然后他又開始引用唐蘭、于省吾兩位先生對于甲骨文“稻”的考釋。
其實甲骨文里面并沒有稻字，到了金文才正式有“稻”字，南方人也習慣稱稻為“谷”，各種文獻考證都稱為“谷”，這個原始母語“谷”的語音下限不遲于七千年。
不僅如此，他還通過梵語的詞匯去論證印度各民族對稻的發音問題。
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他們彼此之間沒啥演變繼承關系，不成體系。
這個時候，蘇亦的半吊子梵語基礎也開始派上用場了。
綜合上面的結論，很容易就得出中國稻作并非從印度傳入的。
不然，稻作真的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話，也會像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一樣，帶進來許多印度的外來詞匯。
諸如“浮屠”、“菩薩”、“舍利”此類的詞匯。
從歷史語言方面論證，蘇亦很容易就得出漢語“谷”的語音早于印度，說稻作從印度傳入中國完全就是謬論。
他這個部分，寫的很嗨。
幾乎把他此前所學，一股腦兒的倒了出來。
要不是文章篇幅有限，他都快剎不住車了。
要論對曰本以及印度的熟悉，他并不比國內考古界的其他學者差多少(嗯，局限于年輕一輩)。
為了學佛教考古，一直在專攻日語跟梵語，好不容易寫文章，碰到丁穎教授論證的稻作命名“曰本型”以及“印度型”，他不寫點東西，都對不起自己的一生所學了。
實際上，有了丁穎教授的在稻作命名上的抗爭，以及一系列出土谷物的發現，稻谷是從曰本傳入中國的結論，早就被推翻了。
曰本學者，也都接受了這個認知。
甚至，部分曰本學者，這些年來，利用酯酶同功酶的電泳分析，整理亞洲水稻品種的電泳同工酶譜，認為亞洲的中國西南、泰緬、印度東北是稻種的變異中心，由此擴散傳播。
而曰本的水稻就是經過長江過海傳播過去的。
所以打臉小曰本的事情，老一輩學者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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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7章：文章發表以后，蘇亦在農業考古圈火了免費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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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得夠好了。
蘇亦錦上添花即可。
不過多贅述。
他所以寫這部分內容，主要是致敬丁穎教授的學說觀點，并不是核心內容。
考古發現，才是這篇文章的真正核心所在。
其實，真要按照地理位置劃分的華南地區，差不多就是民國時期的“華南六省”，其中就包括“廣東、廣西、福建、云南、貴州、臺灣”。
非要較真的話，79年之前，這些個地方的考古發現，其實沒有辦法支撐起稻作起源“華南說”這個說法的。
至少兩廣地區的珠江流域、兩江流域，發現的稻作遺存并不多。
在廣東，只要石峽遺址發現的稻作遺存距今近5000年，廣西方面就更加可憐，只有距今2000年左右的貴港和合浦漢墓中發現隨葬稻谷，卻從未在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過栽培稻痕跡。
相比較廣西，云南的稻作遺存，就比較多了。
云南滇池池東岸遺址有發現。
云南元謀大墩子遺址有發現。
云南賓川白羊村遺址有發現。
其中年代最早的元謀大敦子遺址，發現有4000年前的稻谷遺存。
也難怪湖南農學院的柳子明先生會提出稻作起源“云貴高原說”。
然而，僅僅憑借這些東西，就想要跟距今差不多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遺址相抗衡，根本就不可能。
在稻作農業起源的研究上，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最為著名。整個70年代河姆渡的發現，可以說轟動了國內外學術界，影響力長盛不衰，一直持續到兩千年以后在國外的大多數考古學教科書中，有關稻作農業起源的篇章，仍然是以河姆渡遺址的發現為主要例證。
從地域分布的說法，僅僅是河姆渡遺址的發現，稻作起源“長江下游說”就比“華南說”靠譜很多了。
然而，蘇亦卻是知道國內最早發現稻作遺址是在什么地方。
根據前世的考古成果，中國栽培稻起源時間在公元前1萬年前后。
中國栽培稻發生的區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范圍內。
他是從結論去推導過程，怎么可能如此簡單粗暴就提出“華南說”，他的華南說其實是“新華南說”，他不是按照“華東六省”來劃分華南地區。
他根據華南亞熱帶來劃分的，從而是從地形和氣候等因素直接湖南跟江西都地方都劃入其中。
甚至可以說，只要是中國南部就是華南地區，即秦嶺———淮河以南地區的腹心地區都算。
這點有點耍流氓了。
但，蘇亦也給出自己的判定標準。
第一，地形氣候。
第二，人文因素。
第三，考古發現。
前面兩個因素，都可以各種吹噓，一點問題都都沒有。
第三個標準，就有難了。
現在的考古發現，根本支撐不起來他的說法。
那怎么辦呢？
只能根據現有的各種考古發現去推導。
從早期的仰韶遺址出土的印有稻殼印記的陶片說起。
1954年發掘的無錫仙蠡墩遺址、1955年發掘的湖北屈家嶺以及天門石家河兩處遺址、1958年南京廟山。
到七十年代發掘的吳縣草鞋山，以及河姆渡遺址。
這些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發現的遺址，他全部都羅列出來。
最后，蘇亦給一個結論，中國稻作起源是由南向北分布。
然后他還大膽預測，在湖南、江西兩地，長江以南的華南地區，最后可能發現出中國最早的栽培稻作遺存。
甚至，他還大言不慚地說，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極有可能會有驚人的發現。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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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推測，只要言之有理即可。
然而，文章寫完，讓梁家勉幾位師長審閱，都有些哭笑不得。
他說的太篤定，也太具體了。讓一幫師長都不知道該怎么評價。
梁家勉先生先是夸獎他文獻基礎夯實，又夸獎他的語言才華出眾，最后才建議，“要不，你把最后部分關于江西年仙人洞遺址的言論刪除了？這樣寫，很容易引起爭議。”
蘇亦怎么可能刪除，他在釣魚呢。
于是，他笑道，“真理不辨不明嘛，只要沒有確切的考古發現，稻作起源華南說的觀點，就一直存在。”
梁家勉先生笑，“小家伙還挺有志氣的，我是研究農史的，只能從文獻的角度去評判你的文章，僅僅是這個角度，這篇文章就寫得很有水平。至于考古部分，還是讓你們楊老師來給建議吧。”
顯然，他也認可蘇亦的大部分觀點，至于最后預測部分，他也接受蘇亦的解釋，不再勸說。
等到楊式挺看完文章，無奈道，“你小子膽子還真大，確定不刪除這個部分？”
蘇亦說，“我覺得觀點尖銳一些比較好，這樣的話，會容易引起學界的關注。”
“你在博眼球？”楊式挺皺起眉頭。
蘇亦說，“我想幫梁老造勢，希望能夠引起更多學者關注農業研究關注農業考古，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能夠去一趟江西跟陳先生交流，如果能夠到萬年仙人洞遺址實地考察，就更好了。”
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楊式挺也不再建議他刪除。
年輕人有銳氣也未嘗不可。
而且，整篇文章的質量極高。
就算是他，也自認為沒有能力寫出這樣的文章。
既然如此，為何過多干預呢？
于是，楊式挺建議，“要不，你去中大找一下梁釗濤先生，有他的推薦，可能有機會發表到《文物》或者《考古》，不然，用你的名義去投稿，可能會排很久，也有可能被拒稿，到時候你只能發到《農業研究》，這樣的話，你想要擴大影響力的用意就落空了。”
人家《農史研究》都創刊了，你才發表，這頂多是錦上添花，算不上雪中送炭。
不僅如此，真靠《農史研究》發表，就不是幫梁家勉先生而是受人家的恩惠。
蘇亦接受楊式挺的建議。
當天就去中大。
當梁釗濤先生看到他的文章，也笑起來，直接說他大膽包天。
但是，梁釗濤教授站著的角度更高。jj.br>
也沒有勸說他刪稿，而是說，“既然你打算從人文因素去論證稻作起源在華南，并且是史前人類從采集捕獵成逐漸向史前稻作農業過度的主要地區，就不能忽略人類學部分。從民族學的角度來看，最早馴化野生稻的很可能是南方諸多土著民族，有的學者稱之為百越族群。你可以補充一下新石器時代百越文化的主要特征。”
蘇亦接受建議，立即補充。
其實，也不能說補充，文章都有，只是沒過多展開而已。
也不需要蘇亦特意跑圖書館。
梁釗濤就直接給他翻找資料。
然后給他劃重點了。
沒一會稿件就寫完。
但是原來的稿件不能用了，需要重新抄寫。
梁釗濤等他抄寫完畢，說，“《文物》、《考古》或者《考古學報》現在稿件太多，一般優先考古發掘成果，我給你投《中大學報》吧，雖然沒有考古三大刊怎么專，但影響力也不小，你先發表出來看反饋，畢竟，國內研究稻作起源的，并不僅僅是考古行業，其他領域的學者也都有參與，到時候，你小子要有心里準備，你既然敢立這么大的目標，就必須做好被別人口誅筆伐的心里準備。”
能夠發《中大學報》，最好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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