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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人情的積累，也是舒適圈的一種表現，當客戶習慣了高盛的服務，有需要的時候，自然第一時間找高盛。
經過二十年的積累，高盛又有了重新站到山巔的底蘊，如今，它只欠東風，只要抓住一次一鳴驚人的機會，高盛還會是那個高高在上的高盛。”
冼耀文拿出一支雪茄點上，不疾不徐道：“西德尼·溫伯格，猶太人，一名小商販的十一個孩子其中之一，十三歲從初中輟學，在曼哈頓至布魯克林的渡輪碼頭賣過報紙，給賣海鮮的小商販剝過牡蠣，為女帽商人搬過羽毛。
兜兜轉轉三年時間過去，到了十六歲那年，溫伯格依然是一個小打工仔，這一年，他進入高盛工作，職位是清潔工助理，周薪三美元，職責是給公司合伙人刷帽子和擦鞋，平凡又卑賤的工作。
但溫伯格這個卑賤的清潔工卻得到了高盛創始人馬庫斯·戈德曼的外孫保羅·薩克斯的賞識，不僅把他提拔到收發室，且為了提高他的書寫水平，將他送到布朗商學院。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溫伯格在美國海軍服役過一段時間，退役后成為一名證券交易員，1925年，高盛購買了他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席位，兩年后，他成為高盛的合伙人，幫助運營包括高盛貿易公司在內的投資信托基金。
1930年成為高級合伙人，并于同年成為高盛的掌門人，是他挽大夏之將傾，讓高盛度過了破產危機。
兩年之后，溫伯格成功押注羅斯福并提供競選資金，后被委以重任，牽頭成立商務顧問及策劃委員會，1941年應邀任職戰時生產委員會主席助理，為總統物色選拔商業人才，由此結識眾多社會精英，為高盛拿到不少資源和機會。
溫伯格結識的精英當中包括亨利·福特的孫子亨利·福特二世，并從三年前開始為福特汽車親自提供免費服務。
世界汽車業已經開始進入黃金發展期，未來一些年是車企搶時間爭速度的白熱化競爭期，一步快很可能步步快，一步慢的后果或許是破產倒閉，想要比別人快，靠什么？
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營銷理念之外，還需要豐厚的資金、廣闊的人脈，后面兩點，通過企業上市都可以做到。”
冼耀文沖龍學美淡淡一笑，“知道我為什么要跟你講高盛和溫伯格的故事嗎？”
“先生想投資高盛，也想讓我學習溫伯格先生。”龍學美稍作思考，說道。
“你沒說錯，只是少說了一點，我不僅計劃在高盛一飛沖天前投資它，還打算向高盛學習。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產能過剩，產能過剩的根源在于消費不足，消費不足在于貧富差距。
無論哪種經濟模式，市場經濟也好，指令性經濟也罷，其核心理念就是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劫貧濟富，而商業競爭本質上爭奪的就是劫貧濟富的許可證。”
冼耀文搖晃一下酒杯，湊到鼻前聞了聞香檳的味道，隨即拿開，并沒有品嘗，“你跟著我，每天腳步匆匆，忙忙碌碌，沒太多時間能停住腳步欣賞沿途的風景，伱的時鐘比大多數人走得快，圓周也更長，付出很多，賺的也不少。
很快，你就有能力給自己買一棟漂亮的房子，前面是花園，后面是網球場，有傭人、園丁、司機照顧你的衣食起居，這些都是你付出辛勞所獲得的回報，是你應得的。”
冼耀文忽然故作回想起什么，“啊，有一點我一直忘記說，你拿的是稅后薪資，所以，你認為的那個數字就是你的可支配收入。”
龍學美淡淡一笑，這一點她早就知道，合同里面有標注。
“賦稅，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假如這個世界真的人生而平等，這個東西就不可能出現，既然它出現了，人人平等是偽命題無疑。
我們拋開這個事實不談，假設這個世界人人平等，那每個人都應該繳納同樣的賦稅，我一年繳十萬，你也應該繳十萬，盡管你一年賺不到十萬，那也是你個人的問題，你自己想辦法解決。
又或者賦稅不應該這么高，比如香港，制定征稅標準時，就應該以寮屋區的居民和街頭露宿者的最低收入為準，姑且就當作月入三十元，我發揚一下風格，自動放棄人人平等，按這個數字的1000%繳稅，其他人不必學我，按照正常的數字繳就好了。
我不做更多的假設，以你的智慧完全可以做到舉一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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