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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學論文寫作的指南
在學習、工作中，大家都嘗試過寫論文吧，論文的類型很多，包括學年論文、畢業論文、學位論文、科技論文、成果論文等。相信許多人會覺得論文很難寫吧，以下是小編精心整理的古代文學論文寫作指南，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古代文學論文寫作指南1
一、研究者的閱讀能力與層次：
1、閱讀能力：
學習和研究古代文學，首先要過的是文字關。因為古代文學作品都是用古代漢語寫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語言的文字、聲韻、語法等知識，能夠自如地閱讀古文，才能真正讀懂作品內容。以廣為流傳的唐代詩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為例，(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游人。海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無為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闕”“三秦”“五津”“宦游”“比鄰”“歧路”“兒女”等字詞的意思，是無法理解這首詩表現的內容的。
閱讀能力還包括對作品內涵的領會能力。譬如有時須了解作者的 背景與寫作動機，用中國古代傳統的說法是“知人論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寫這首詩?這就需要許多歷史、傳記、文化背景、創作情況資料方面的積累，下許多考證的功夫。
以李商隱的《錦瑟》為例，(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歷代評論家都有感于它的難解，它難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詞、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與動機。關于此詩有多種說法：有人認為這是詩人追懷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詩(見《玉溪生詩箋注》);有人說這是一首描寫音樂的詠物詩(見《緗素雜記》);有人說這是李商隱晚年追敘生平，自傷身世之辭(見《玉溪生詩箋注》)。持這些說法中的任何一種，從詩的字句都分析不出來，都要有材料為依據，要有考據查證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黨爭、義山與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義山自己仕途的坎坷，無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測;如不知舊版李商隱詩集以此詩為首，也很難判定其為詩序、詩論;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與偏愛錦瑟，這就更需要過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見，閱讀能力的提高必須以擴大知識領域為基礎。
研究要精，閱讀則要博。讀書的面不妨寬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應涉獵，這樣才能有利于一個人的文化素質的提高。
在這方面，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是20世紀最杰出的歷史學家和文學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學術界的權威地位那樣一致的承認。陳寅恪先生治學的范圍非常廣，除隋唐史外，他還研究魏晉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歷史學外，他還研究佛學、文學、語言學等，并在如此眾多的治學領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僅就治學工具——語言的掌握，他不僅超過了乾嘉巨子錢大昕，而且比王國維有過之而無不及。據同時代人回憶，他在歐美除了學習歐洲一般語言外，還學習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國后又學習滿文。因此，在占有資料方面，很少有學者能與他相比。
2、閱讀層次：
讀書可以分幾個層次，就古代文學研究而言，閱讀主要分為讀文學史、讀作品選和讀學術經典三個層次。
(1)讀文學史。中國古代文學遺產非常豐富，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國恩、王起等人編寫，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等一類的著作系統地介紹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及其發展的歷史，有助于讀者了解中國古代文學的大概面目，對于一般水平的人來說，讀一種或幾種公認寫得比較好的文學史很必要。
(2)讀作品選。為什么要讀作品呢?因為整部文學史就是由許多時代的無數作家一起創作出來的，一個時代的文學現象是由當時許多作家一起創作所形成的，一個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現在其平生遺留下來的作品上。所以無論是對一個作家或一個時代以至相續幾個時代文學的研究，都必須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文學作品是作家的精神產物，優秀的文學作品凝結著作家高尚純美的感情，并以優美獨特的手法表達出來，有著深厚雋永的藝術魅力，影響著讀者的精神境界。俗話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詠。”如研究宋詞，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選注的《宋詞選》多為詞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詞的豐富多彩，而且注釋通俗完備，評析精當，是一個影響較大的宋詞選本。但如果是研究一個作家一個詩人，就應該盡可能讀完他的全部作品。
(3)讀古代典籍。中國古代典籍浩如煙海，首先應有個大致的了解。中國古代圖書自唐以來一直分為經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學屬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學習古典文學，對于經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應了解甚至熟悉，這是研究古代文學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視。
經部，收錄的是儒家經典。主要包括十三經、古樂、文字等方面書籍，以及解釋經書的著作，儒家經典了"十三經"為代表，包括《周易》《尚書》《詩經》《禮》《春秋》，后《禮》分為《周禮》《儀禮》《禮記》三種，《春秋》分為《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三種，加上《論語》《孟子》《孝經》《爾雅》成十三經。
史部，主要是各種體式的史書，如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別史、雜史等。研究古代文學，應注意其歷史背景，一定要讀有關的史書。比如研究先秦兩漢文學，要用心讀《史記》《漢書》;研究唐代文學，要讀新舊《唐書》等等。史部還包括地理著作、政書、目錄書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來諸子百家及釋道宗教的著作。此部范圍廣，收書也比較復雜，有哲學書，也包括算術、天文、生物、醫學、農學、軍事、藝術、宗教的著作，也包括筆記小說和類書。子部中也有一些帶有迷信色彩的書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書、相書等及其有關書籍。儒家思想，主要見于《五經》《四書》;道家之書以《老子》《莊子》最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韓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辭優美，應加以注意;小說家中的《世說新語》記載魏晉名士言行，雋永有味，對后世影響很大，也應閱讀。
集部，收歷代詩文集、文學評論及詞曲方面的著作。一人著作的集子稱別集，多人著作合編一起的集子稱為總集。別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長慶集》、韓愈的《韓昌黎集》等。總集，如《昭明文選》、《全唐詩》等。文學評論，如《文心雕龍》、《滄浪詩話》。
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項：
1、廣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統地閱讀有關文獻，可以借助于目錄學，如根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書目答問補正》等書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寬泛一些，以免顧此失彼。
2、透徹理解，發現問題。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讀，反復讀，方能獲得透徹的了解并從中發現問題。要有敏銳的觀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細小處發現并獲得對問題具有關鍵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積累，在閱讀過程中要花工夫記下有價值的材料和心得體會。
3、避免先入為主。應該做到一切從材料出發，而不是根據已有的觀點來對材料進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詩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先讀他的作品集，讀他的有關資料，了解前人對他的研究狀況。在這一過程中，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你所發現的有些問題前人已經研究過了，那么這樣的問題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會出現以下幾種情況：一種是有些方面你認為值得研究但是別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種是有些問題別人雖然研究過，但你自己的體會有所不同，或者別人的結論與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對前人的某一觀點做補充，那么，這些獨到的體會都將是適合你研究的課題。這樣確定下來的選題比先主觀地選個題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寫起來也不會泛泛而論和流于一般化。
4、充分利用現代化的資料檢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學過去主要靠背誦，現在背誦當然不能荒廢，便在已經發展到信息時代的今天像舊時讀私塾那樣用很多時間背誦不僅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因而可以運用網絡，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學術期刊網等。
三、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一種具體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開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與處理的對象相應，研究方法應該是根據研究對象而確定的。
近二十年來，古代文學有了很大的發展，與研究方法的更新與多元化有密切關系。我國傳統的考據、點評等批評方法，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的、歷史的、社會學的批評方法仍然被廣大研究者所運用;此外，現代西方眾多的文藝研究方法，如神話原型批評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形式主義批評方法、語義學、符號學、結構主義、接受美學、新批評方法、信息論的研究方法等都有所嘗試，而且在運用這些批評方法時，還常常交叉、靈活地運用。從研究對象的'實際出發靈活運用多種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動了新時期古代文學研究的進展。
近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在研究方法的探索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例如古代作家心靈研究。文學研究之所以要關注士人心態，是因為士人心態牽涉到當時的政局、哲學、社會思潮、以及士人本身的許多方面，如他們各自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他們生活的環境，所受的教養，以及更為特殊的一些心理因素等。社會文化背景對于文學的影響，主要是通過當時士人的生活方式與心理狀態作為中介來轉遞的。一個時代社會、政局的變動，意識形態的變化，是種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造成了某一時代士人特定的精神面貌和文化心態，他們的審美趣味和文學愛好也隨之發生變化。如南開大學羅宗強教授的《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中國社會科學院董乃斌研究員的《李商隱的心靈世界》等為我們提供了古代作家心靈研究的杰出范例。
又如歷史文化研究的方法。什么是古代文學的歷史文化研究呢?顧名思義，就是將研究的視野和重點投向古典文學同歷史和文化的聯系，對歷史對社會采取文化的審視。置言之，是將古代文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與其他親緣學科、特別是史學(還包括哲學、美學、心理學等)結合起來進行交叉和綜合的研究。從一個時代歷史文化的整體運動中來審視它的價值和作用。
著名學者傅璇琮先生，在其力作《唐代科學與文學》中成功地運用了歷史文化研究的方法，作者把唐代的科學與唐代的文學結合在一起，通過史學與文學的相互滲透和溝通，收集古人在歷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社會史料，作綜合的考察，來研究唐代士人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并努力重現當時部分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習俗，以作為文化史研究的素材。這一研究成果，為人們深入了解和認識唐代文學現象提供了極為豐富
生動的參照。這種方法看起來好像與傳統的綜合研究相似，其實有本質的區別，即不再是機械地羅列影響文學發展的政治、經濟、制度、哲學思潮等各種因素，而是將多種因素融為一體，找出其內在的深層聯系，使歷史文化背景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讓某一具體歷史時期的文學在文化的整體及其運動中得到真實全面的呈現。
再如比較研究。俗話說：“有比較才有鑒別。”比較不僅是欣賞的重要方法，也是研究的重要方法。
比較可以有多種類型，大多在不同作家的同類作品中進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作品立意的高低。如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與白居易的《新制布裘》都表現了對民生疾苦的關心。
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
俄頃風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里裂。
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新制布裘》
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云。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馀溫。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里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後詩正與杜子美《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曰"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同。
從立意著眼，有人認為杜甫用心更好，有人認為白居易更難得。應該看到，從各自的處境來看，用意都是好的，但杜甫詩中的“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的表白，立意更高;
二是作品藝術的高下。如陶淵明《問來使》與王安石《道人北山來》、王維的《雜詩》三詩立意相似，寫法相似，王維只有四句，其他兩首詩較長，不如王維詩精煉。
《問來使》陶淵明
爾從山中來，早晚發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幾叢菊。 薔薇葉已抽，秋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
《道人北山來》王安石
道人北山來，問松載東崗。舉手指屋脊，云今如此長。 開田故歲收，種果今年嘗。告叟去復來，耘鋤尚康強。 死孤正首丘，游子思故鄉。嗟我行老矣!墳墓安可忘?
王維《雜詩》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
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
比較必須有可比性，不可隨意。運用比較的方法，必須有一定的知識積累和藝術修養，這就需要多讀。
古代文學論文寫作指南2
一、元明清近代文學教學改良的必要性
(一)內容繁雜與課時不足的沖突
中國文學從魏晉時期文學自覺發展到元明清及近代，已形成了豐富多樣的文體，除了傳統的賦、詩、詞、傳奇，又出現了元雜劇、南戲、散曲以及類型豐富的明清小說等。加之隨著經濟的發達與印刷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到了這一階段，藏書數量有了空前的提升。所以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無論是文體類型還是數量都較前代更加繁雜。比如古代詩歌方面，提及古代詩歌人們往往想到的是唐代，可是就數量上而言，“元代有數百人的詩文集流傳至今，明清的詩文別集達數千種之多，一部《明詩紀事》就輯錄了四千多人的作品，約為《全唐詩》所收詩人的兩倍，清代的詩文作者更是逾萬。”再比如古詞方面，詞作為一種文學形式，其全盛期可謂是在宋代，但元明清時期的詞的數量卻是遠勝于宋代的，葉恭綽所編的《全清詞鈔》就輯錄了清代詞人三千余家，這比唐圭璋所輯《全宋詞》收錄的作家多了近兩倍。那么如此繁多的內容，在教育部高教司的要求下需要112 課時來完成教學。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培養方案、教學大綱等因素的影響，大部分學校都無法做到這個要求，而基本停留在50到80 課時之間。那么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要將繁雜的知識點講授清楚，按照傳統的“講授加劃書”模式就很難做到了。因為時間不足只能講授重點篇目，其余部分尤其是近代部分，只能讓學生在教材上劃重點。如此教學會導致學生對于本部分文學史脈絡不清楚，造成學生文學史認識斷層，無法進一步提升其學術意識。
(二)傳統講授式與“95 后”學生心理特點的沖突
傳統的古代文學教學方式多是采取單純講授式的教學模式，教師往往采用“一言堂”、“填鴨式”的`教學方法。由此以來，導致學生難以進行知識和能力的自我建構，往往在一學期結束時，隨著考試的結束也將所有的知識全部留在了教室。同時這樣也使得課堂教學缺乏應有的活力與生氣，加之現在的大學課堂主體是“95 后”，95后雖屬于90后，但其本質與90 后有很大而不同。作為第一批出生于網絡信息時代的人類。95 后就像網絡信息一樣，更加活躍、多變，對于知識的接受能力變強，但是精神集中度下降。也就是說，傳統的一味講授會造成，教師在講臺上仍舊講得眉飛色舞，可是學生的心神早已到了“詩和遠方”，所以近幾年才在高校理論課程教學中，興起了“段子式”教學。這種段子式教學就是應對95 后學生而出現的，旨在學生聽課集中度下降時，教師用與課程內容相關的“段子”，突然轉變教學方向，以提升學生的精神集中度。所以說面對著如同網絡信息一樣的95 后學生，如果依舊使用傳統單純講授式進行教學活動，尤其是進行古代文學教學，必然不會有很好的教學效果。
(三)通用教材片面化與學術教學深度化的沖突
對于古代文學課程的教材，大量院校使用的是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史》，這套教材是目前較為權威、全面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單純只使用這一套書，這套書存在著知識點流于表面的問題。例如說在本教材中，對于《水滸傳》主題思想敘述部分，正文中僅采用了傳統“忠義說”，引用部分簡單設計到了“農民起義說”、“市民起義說”、“忠奸斗爭”，但是就本書誕生時與“忠義說”同時存在，且相當重要的“誨盜說”并沒有涉及，這樣的處理方式符合學生的固有觀念，便于理解，但就其學術性而言，會顯得流于表面，不夠深刻。也就是說如果只使用這樣一本書進行教學，就會與學術教學深度化產生沖突。學生很容易記憶這些知識點，但是沒有選擇學術角度的權利，進而引發學生的自主思考與研究。同時，文學史研究界的學術研究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手中的教材很多部分都難以涵蓋新的學術觀點。例如在《西游記》作者部分的敘述中，如果還是以吳承恩作為唯一合理作者人選，就顯得比較脫離與時俱進的學術前沿了，因為當代學者逐漸發現從方言角度《西游記》存在至少兩種方言、吳承恩所著在明代書編中被歸為史部地理類等等。可是這些觀點在通用教材中往往鮮有提及，因為在其編寫時此類觀點尚未出現，或者未成為時代主流。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主流與非主流觀點可能會有所轉移。所以，依舊采取完全依托一本教材而進行教學，會使學生難以進行深度的學習研究，不利于學術的深化，不利于開拓學生的學術眼界，反而會使學生更加感覺學習的乏味。
二、推行多元化教學
(一)多元化教學要求從講授式教師轉向文、史研究型學者
要構建有效的多元化教學，教師的教學素養、專業素養和知識儲備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傳統講授式教學中，使得教師能夠一本教案走到退休，不注重對于新興學術觀點的研究，故步自封。觀點陳舊難有創新式的見解，白白浪費了自己的教學經驗。所以教師必須堅持“活到老、學到老”的觀點，不斷深化學習，要善于接受新的學術觀點和教學理念，即在授課之外，努力成為一名研究型的學者，并且將自己的研究方向從單純文學文本研究拓展為文史研究，當然作為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師自不必像史學教師那樣，對于大量歷史事件進行細致研究，可是由于本部分教學內容的時代特點，需要對于大的歷史背景，以及具體作者人生重要經歷有所掌握，并將二者聯系起來，以便學生理解。也就是說要把教學變成行動與研究相結合，即講授、文史研究、實際教學活動有機統一的模式，在這一過程中，“教師心智模式和系統思維得到發展和改變，理論與實踐得到深度融合。”
例如在講授《水滸傳》的思想內容方面，如果僅依照袁行霈版《中國文學史》中的觀點，那么只是強調“忠義說”，可是在明代便有與之相對的另一種學說“誨盜說”，同時在建國后還出現過“農民起義說”、“市民起義說”、“忠奸斗爭說”等等，片面性的講授會影響學生對于文本的理解層次。正所謂“教而不研則周，研而不教則殆;教然后知其困，研然后知其關。”所以，教學與科研相結合是教師發展的內在需要和持續進步的基礎，同時亦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關鍵因素。堅持教學與科學研究相輔相成，將使教師步入全新的職業生活境界之中，從而比較輕松的化解教學時面臨的專業難題，使教學因之更加靈動和多彩。
同時在“元明清近代文學”講授部分，教師應注重引導學生回到文本創作時代的歷史氛圍。這種歷史氛圍并不是簡單一句話概括一個時代就能夠是學生明白的，有時還要從很多細致的角度解釋為什么會產生如此的文學形式或文學思潮，比如元雜劇之所以繁榮，是因為元朝前期不開科舉，中原文人無處謀生導致的;元雜劇之所以后來走向衰落，是因為元朝在“大德”后開始了科舉，文人又有了靠讀書得來的上升階梯。再比如元雜劇中經常出現指天罵地影射朝廷的橋段，如果只歸結為元朝思想文化相對自由，學生還是不會知道為什么，那么就需要解釋“自由”的原因，因為元朝在中原90 年經歷12 位皇帝，只有世祖忽必烈、英宗碩德八剌粗通漢語，順帝妥懽帖睦爾精通漢語，其余皇帝完全不懂漢語。所以像《竇娥冤》中指天罵地的情景也就可以理解了。由此來看對于這一部分的教學很難跳脫出元代從上到下的歷史社會氛圍的影響。正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另外作者的生活經歷對于其作品的影響也是不容小視的，例如白樸的人生經歷與金國遺民身份認同，就可以解釋其作品中對于金章宗的影射。而這一切幫助學生理解授課內容的材料的累積，就需要教師“文史雙修”。
(二)多元化教學要求構建開放式合作型課堂
近些年的教學改革不斷強調學生在實際教學活動中的地位，并一再提出要把課堂還給學生的理念。如果將實際教學活動比作一出戲劇，那么教師在其中所承擔的角色應該是導演而非主角，教師應該通過引導和組織的方式促使學生得出屬于自己結論，讓學生學會學習，并使學生積極參與到學術討論當中。這就要求授課教師能夠充分運用啟發式、討論式的教學方法。所謂啟發式教學方法，就是在實際教學活動中，講授結束給予學生以思考的空間，借此調動其課下的學習。比如在講授“三言”時，可以讓學生通過自主閱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與《賣油郎獨占花魁》，思考其間人物形象的異同、描寫手法的特點等等，激發學生舉一反三的能力。在講授《聊齋志異》時，與學生探討傳統印象中的狐貍精形象，借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升學生的閱讀興趣。再由此推回文本，一同探討“聊齋”中別樣的狐貍精形象。
所謂討論式，即，在學生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時并不急于作答，而是將問題置于所有學生中，進行討論，最后再予以解答。也就是說在實際教學過程中要充分培養學生的參與意識和學術意識。提出適合學生水平的相關問題，給予學生充分討論的時間，在討論前要引導學生了解需要參考那些資料充實自己的觀點，指導學生理清發言提綱，以分組的形式進行討論，在一學期中要做到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每個人在發言后，其他同學可提出不同的觀點并加以討論。當然在討論結束后，教師應對于學生的多元學術觀點給予總結，從而進一步引導其進行課下閱讀。由此形成一種合作式開放型教學方式，通過對話、交流、互動、合作的開放形式，完成“元明清近代文學”的教學。
綜上所述提高“元明清近代文學”教學質量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工作，這個工作中不但需要教師轉型為文史雙修型學者，同時也要作為“導演”組織、指導學生演好這樣一出大戲。95 后學生由于年紀及經歷的影響，以及閱讀量的缺乏，對于文本的藝術魅力難于理解，并且很難對于文本，尤其是古代文學作品進行審美批評。這就需要教師一方面進行有專業高度的講解;另一方面引導激發學生的學術意識。最終使學生在理解文本的基礎上充分感知文本的藝術魅力，進而提升學生的鑒賞能力，并促進其形成積極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同時也需要國家與社會的支持，以提升古代文學的學科地位，使得祖輩的文學輝煌不置斷送，中華道統繼續得以延續。學生能夠全面系統地了解元明清近代文學的全貌，體味傳統文學的別樣魅力。
古代文學論文寫作指南3
第一，有助于深入了解民族文化傳統和文化精神，增強文化的歸屬感。
中華民族創造偉大歷史的過程，同時也是跨越困境、不斷前行的過程。要想認識中華民族堅實厚重的歷史，了解她的崇高與苦難，完全可以從了解古代文學特別是詩詞入手。詩歌是詩人對所處時代的描寫和反映，堪稱生動形象而又具體真實的歷史記錄。一部《詩經》就是當時生活百科全書式的記錄。例如，其中的《豳風·七月》有對先民們四季繁忙勞作的生動敘述;《秦風·無衣》則體現出了士兵在戰場上的同仇敵愾。若想了解盛唐的富庶繁華，最直觀的記載莫過于杜甫的詩句：“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柳永寫下《望海潮·東南形勝》這樣的名篇，見證了北宋的都市繁華。究其根本，詩歌的產生總有它的社會根源和文化背景，不少詩作詞作還有具體可考的“本事”。中國詩史歷來以中華歷史作為它的基石，文史相通，密不可分。詩詞所提供的歷史信息有其自身的優越性。它包含著一種審美認識，使學習知識與審美活動融合統一，因而趣味性強，易為普通民眾接受。它又是當時人們心靈情感的自然流露，在歷史細節上更富于真實性，更易于引起人們的共鳴和思考。
中華民族依托優秀傳統文化，逐漸形成了積極進取、友愛和諧而又堅韌不拔、威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周易》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正是對這種民族性格的絕佳詮釋。詩歌是情感與思想的雙重結晶，是文化思潮的自然產物。古典詩詞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神具象化、個性化的顯現方式。中華文明以儒家思想為其骨干，又容納吸收了道家、法家和佛家等各個思想流派，形成了完整統一的有機體。這些在古典詩詞中都有鮮明體現。
詩人杜甫、李白、王維分別被稱作詩圣、詩仙、詩佛，正好大致對應了儒、道、釋這三個思想流派。杜甫的遠祖杜預曾為《左傳》作注，在經學上極有成就，他的祖父杜審言則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儒學和詩歌是杜甫的家族傳統，他用自己的畢生踐行使二者達到完美融合的境地，以至于宋人有“老杜似孟子”的說法。“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杜詩中體現的正是儒家那種關愛蒼生、兼濟天下的胸懷。李白屢屢以《莊子》中的鯤鵬自比，他狂放不羈、要求沖破一切外在束縛的自由精神主要來自道家。王維詩中則充滿了寂靜出世的禪趣。對于今天的社會大眾而言，學習古典詩詞是了解中華文化精神的快捷有效且易于實行的方式。在閱讀當中，我們能夠體認到祖先數千年來始終堅守的精神血脈和心靈家園，而這正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
第二，有助于增強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
每個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語言，也會有用這種語言撰寫的詩歌。從一定意義上說，詩歌將本民族的語言之美發揮到極致。古代漢語以單音節詞居多，一字一音，字音中包括聲母、韻母、聲調三個組成部分。圍繞這一特性，中國古典詩詞有很多篇幅相對短小的抒情詩，語言極為精練傳神。例如，五言絕句僅二十個字，詞中還有字數更少的《十六字令》，七言律詩也不過五十六個字。古典詩詞以抒寫內心情思為基本維度，以塑造鮮明意境為主要旨歸，普遍講求用韻、對仗、平仄的規則。這充分彰顯了漢語自身的意蘊之美和聲韻之美，達到了“筆落驚風雨”、“篇終接混茫”的高超藝術境界。漢語的民族特色使中國古典詩詞在世界文學之林中具有獨特的地位。例如，西方詩歌就無法做到中國古典詩詞中所具備的精工對仗。漢字的穩定形體，更是讓古典詩詞具有了跨越時空的效果。唐詩中的許多名篇，今天的中小學生都可以背誦，并依然能體會到其中的情感和意味，并不存在巨大的文字障礙。
隨著漢字、歷史典籍和中華文化的傳播，古代東亞形成了漢文化圈，古典詩詞在整個漢文化圈內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古代日本、朝鮮和越南的許多文士都酷愛詩詞，并且進行創作，這些作品現在被統稱為域外漢詩。例如，唐代詩人張志和曾撰有《漁歌子·西塞山前白鷺飛》一詞，很快就傳入日本，為當時日本稱贊不已，和親王大臣們一起加以追和，據說這是日本填詞的開端。白居易對古代日本民眾影響很大，白詩的淺近易懂和清麗憂傷非常符合他們的'審美趣味，日本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就受到了白居易《長恨歌》的巨大影響。在古代朝鮮官方正史《高麗史》的《樂志》中，收錄了多首柳永的詞，足見當時柳永詞作的廣泛傳播。凡此種種，都充分說明了古典詩歌的非凡成就與重大價值，值得我們驕傲自豪。事實上，“五四”以后的新詩也無法徹底割斷與傳統詩詞的關聯，諸多名篇如朱湘的《采蓮曲》、徐志摩的《再別康橋》、戴望舒的《雨巷》，都是極好的例證。
第三，有助于全面提升人們的思想境界和審美水平。
中國古代有著“詩品出于人品”的文學觀念，這昭示了文學的道德評判尺度。詩人們將修身立德視為內在的自覺追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古典詩詞往往是他們崇高情懷的集中寫照。屈原堅持理想，“雖九死，其猶未悔”。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歸耕田園，“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杜甫在狂風暴雨掀翻了茅屋屋頂的秋夜，依然心系百姓，發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慨嘆。陸游在臨終之時，仍舊不忘畢生的恢復之志，“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是他最后的遺言。辛棄疾的“道‘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凡此種種，無不閃耀著高尚人格的光輝。善待自然、熱愛國家、孝敬父母、關愛他人 .所有這些優秀品質，都成為歷代詩詞反復詠嘆的主題。學習這樣的作品，無疑可以讓我們情感為之激蕩，思想為之觸動，心靈為之凈化，增強內在的精神力量。優秀古典詩詞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統一，不僅能給人思想的啟迪，更能給人藝術的享受。
例如，唐詩在用字、章法、風格等層面都取得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成就。就用字而言，賈島對“僧推月下門”還是“僧敲月下門”反復斟酌，留下了“推敲”的佳話，齊己也因鄭谷改動了他詩句中的一字而稱鄭谷為“一字師”。章法層面可以李商隱的《夜雨寄北》為例：“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首句追憶過去，次句敘寫現在，三句向往未來，四句所說又是未來的過去也即現在。全詩有著回環往復、一唱三嘆的意味。古典詩歌所能給予人們的藝術體驗是如此的細致入微，若能長期沉浸于其中，必然會形成高雅的藝術品位。
在中國古代，詩詞不僅用于書面閱讀，而且用于口頭傳播。我們現今除了品讀、書寫之外，還可以吟誦和歌唱。吟誦的本質是強化詩詞固有的聲韻美，更好地體味詩的情感和意境，可以說是“因聲而入情”。吟誦帶有強烈的自主體驗性，每個人的吟誦都可以與他人不同，非常適合自主實踐。中國古代本來就有著詩樂結合的傳統，現代的作曲家們也給不少的詩詞名篇重新配樂譜曲，讓它們可以用于歌唱。聲情并茂地演唱古典詩詞，能夠讓古典詩詞煥發出新的生命力。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不久前發布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專門部署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工作。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古典詩詞必將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放射出更加璀璨奪目的光彩。
古代文學論文寫作指南4
摘要：宋代集會、結社之風盛行，是文學會社發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學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歷史地位。而宋代文學的輝煌及其所表現出來的獨特風貌，是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緊密相連的。本文初步的論述了宋代文學的文化地位、文化發展，以及文化文學繁榮的原因和研究的現狀。
關鍵詞：宋代；文學；研究；意義
近年來，宋代文學也一直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關注。他們以自身的學術背景來解析宋代文學，往往能
新人耳目。二十世紀的宋代文學研究，屬于傳統國學一個部門的分支，與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息息相關，它的起步、發展和變化，無不受時代政治和社會文化思潮變遷的影響，大多數研究者都無法完全超越于他所生活的時代，其研究成果也都或多或少、或隱或顯地打上了時代烙印。文學精神作為文學的靈魂是任何時代所不可缺少的。自宏觀的角度看，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精神，一旦得以確立，就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面貌。一個民族的文學固然有其承續性和同一性的方面，然而，彼此間的差異也是十分明顯的，它體現了民族精神的演變。宋代文學精神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它的理性化，可以說理性化是宋代文化乃至宋代文學迥異于前代的基本特征。基于此，宋人對于文學的認識和把握就比前代任何時候都要來得深刻、全面，且更加貼近現實。文學的地位因此獲得了提高。可以說，這種態度是文學自覺的表現。
宋代雖是儒學高漲的時期，但同時又是最早對儒家經典提出質疑的時期，這一點尤耐人尋味。朱熹指出："舊儒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歐陽(修)、原父(劉敞)、孫明復(孫復)諸公，始自出議論。"有意思的是，當時的理學界也同樣在提倡一種獨立思考的精神，程頤說過："學者先要會疑"，陸九淵說過："為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張載還說過："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這是明顯的反蒙昧主義的態度。當然，這種懷疑態度還是很有限度的，儒家的基本理論并沒有受到觸動，但畢竟是一種懷疑。從宋代開始，獨立的理性精神逐漸生長起來，迷信權威、盲從古人的習慣受到了質疑和鄙視，這是思想界走向近代的征兆，其對文學精神的影響是很深的。
宋代文學會發生、發展以至繁盛的事實，使我們有必要從社會文化學角度對其首先作一番審視。宋代文學之所以能獲得全面、迅速的發展，其原因大概有四：
第一，交往是人生的'基本需要，"以文會友"早已成為中國的文化傳統。《論語陽貨》所言詩歌"興 、"觀"、"群"、"怨"四大社會職能，"群"居其一。可見古人往往結成會社，通過定期或不定期的聚會，交流詩文，切磋技藝，比試才情，同時增進友誼。而詞這種可以集詩、樂(有時還包括舞)為一體的綜合表現樣式，比一般詩文更適用于集體性文娛活動，因而也比一般詩文唱和有更強大的聯絡群體感情的效用。
第二，趙宋政權的積弱使之在與周邊民族國家的較量中一直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并最終導致國家的覆亡，身處亂世的文士，出于憤怒與抗爭、逃避和慰藉，往往聯成會社，借吟詩作賦抒解郁結。另外，建炎南渡后，流寓南方的北方文士，出于生計和仕途的考慮，也可能借助會社尋求支持；而在元初，科舉制度被廢除，士失其業，文士更往往利用詩社的活動，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既以緬懷故朝、彼此慰藉，又可切磋詩藝、消磨時光。
第三，宋代大開科舉取士之門，賦詩作文成為廣大士子博取功名利祿的重要手段，為了應付考試，不少士子相互結納，揣測上意，研習詩路文理，為進身鍛燒敲門之磚。清朝乾隆年間的黃迥谷對此種會社，深不以為然，其《錫金識小錄》卷四云："詩文社會，可以見前輩流風余韻，而邑中人文中盛，亦因是可以考見，然必其人及著作果有可傳，斯足志焉。若近日士子時文之會，累累不絕，然人無可稱，文亦不足道，雖多登甲科，膺膝任，亦奚足齒及乎?"
第四，宋代以文立國，一方面使文化和文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繁榮，但另一方面，從某種程度上講，思想文化的繁榮及其多元選擇的必然性，既是導致宋代文人與黨爭的重要緣由，也是推助宋代文人會社興盛的波瀾。當這種自覺、自主意識反映到文學創作領域時，它就成為文學會社興起的動力。有人甚至認為宋代是文人覺醒的時期，他們認識到了做詩是文人的生命，詩社是文人的組織，而詩集的流傳與存在正是文人的存在與價值形式，這是一種文人對自我的體認和覺醒。可以說是文人在詩社里找回了自我。
宋代文學發展到這個時候，文學與時代、文學與士人的關系才真正得到了有效的調整，建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那種無序的、不協調的文學狀況才得到改變，宋代文學至此才有了自己的靈魂。詩文運動的意義就在于此。在這一基礎上才會有后來文學高潮的到來，而所謂文學高潮，也不過是這一精神的充分展開罷了。由此可見。新的經濟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崛起是促發文學轉型的根本動力，宋唐并論而又別開局面的關鍵之所在，也成為推動宋以后文學發展的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理性主義既是宋人的價值形態，也是他們的審美態度，由唐進入宋代，理性精神的出現是中國古代文化心理演化的必然。明辨這一點，對于把握宋代文學有重要意義。
古代文學論文寫作指南5
摘要：中國古代的文學傳播思想主要有“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與“再次立言”、“成一家之言”、“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文章可立身、以幻為真與聲律傳文等。這些文學傳播思想大都是一些與文學傳播有關的意見、主張或觀點，而不是系統的傳播思想體系或理論。同時，上述文學傳播思想在中國古代還不僅僅是以理論表述的形式發表，還有一些是通過某些文學創作的傾向或致力方向體現出來。中國古代文學傳播思想無論是對于中國文學創作的發展，還是對于中國文學傳播的發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和引導作用。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學;文學傳播;傳播思想
中國古代文學傳播不但體現出多樣性傳播方式和傳播類型，也形成和體現出許多文學傳播思想或觀點。這里所謂的傳播思想主要指鼓勵、強調、號召，以及推動或擴展文學傳播的意見、觀點、主張，另外，有些關于文學推介、文學互動的觀點和態度也屬于文學傳播思想的范疇。古代中國的文學傳播，因為一些文學傳播思想的推動或作用，無論是原創的文學還是已存的文學，其傳播都會得以或加速、或擴大、或深化、或久遠的實現。從傳播學立場考察，文學傳播思想無論是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還是在外國文學發展史上，都有很多的體現，這一點在中國古代文學傳播中尤為集中和突出。易言之，中國古代文學在其發生、發展過程中，呈現或體現出明確的文學傳播思想。下面我們擇要進行歸納、提示和說明，并加以特定的評價與揭示。應該說明的是，從中國文學發展歷史上追溯，較早的文學傳播思想主要是一些與文學傳播有關的意見、主張或觀點，而不是系統的傳播思想體系或理論架構。同時，有些文學傳播思想還不是以理論表述的形式發表，而是通過某些文學創作的傾向或致力方向體現出來的。
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作為一種泛文學傳播思想，產生于先秦時代。《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云：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也。”孔子關于“言”、“文”關系的說法，用現代漢語表達就是：言語是用來表達意愿的，文采是用來完善語言的。你不說話，就沒人知道你的意愿，你說話沒有文采，就不能傳布到遠方。在這里，被稱為“文”的文采或文學性表達，盡管不是我們今天所指稱的純粹文學，但卻包含著純粹文學的主要因素。顯然，從文學傳播的角度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是具有推動文學傳播意義的，其含義是在強調思想的傳播要靠豐富或突出的文采來輔助。而這種提倡和主張以“文”行遠的傳播思想，又因為孔子在中國的特殊文化地位，在后來的文學傳播中起到了非常權威的推動作用，造成了極其廣泛的影響。
孔子與這個觀點相近的表述還有《論語·雍也》的一段話：“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里的“文”也是“文采”的意思;“質”即質樸;“彬彬”就是相互摻雜各占一半。清人劉寶楠《論語正義》更將這個觀點解釋為：“禮，有質有文，質者，本也;禮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謂之中。”即文與質的關系，延展到禮的傳播層面，文采就不但是傳播“言”的媒介，也是傳播禮的依憑。從文學傳播學的角度看，這實質是強調文采對個人形象傳播的重要意義。
盡管在當時的語言生態中“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傳播觀點與今天所說的俠義文學傳播有很大的距離，但在具體操作上，孔子所提出的觀點則跟文學傳播關系密切。這一點在他關于“詩三百”的一些闡述里得到說明。孔子主張人們要努力學習“詩三百”，而學習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使自己的“言”得到很好的傳播，他甚至極端地強調“不學詩，無以言”。這里的“詩”是“詩三百”，是很明確的文學。由此可見孔子的這個觀點對文學傳播的意義。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傳播思想還體現在先秦時代諸子散文的創作傾向上。先秦時期，一些作為哲學家、政治家和縱橫家的諸子，雖然沒有像孔子那樣公開提倡這個觀點，甚至有人還在口頭上表示輕視文采，但是在創作實踐上，他們卻非常重視以文采來傳播自己的思想主張，其中最突出的是莊子。莊子口頭上說棄卻“文章”和“采色”，但他的文章在先秦諸子著作中卻是最文采飛揚、文辭華贍的。《莊子》之文在后世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一方面固然在于其思想，但燦爛的文章辭采和生動的文學表述也是重要的原因。這顯然說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的觀點是被莊子實踐著的。與此相類似，孟子的文章、荀子的文章也都傾向以文采增強氣勢、以修辭強化表達。先秦諸子散文尚文采創作傾向的影響所及并不僅僅止于當時，流波所被，是相當深遠的。在這樣的創作傾向影響下，先秦以后的文人學者，大多都在寫作上講求文采，因此，先秦以后的很多歷史學家、哲學家、科學家，往往同時也是文學家。班固的《漢書》、劉勰的《文心雕龍》、酈道元的《水經注》、楊炫之的《洛陽伽藍記》一類的著作，盡管大都不是文學創作，卻依然麗辭華章、文采飛揚。這說明在中國古代“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作為一種文學傳播思想，是在思想主張和創作傾向兩個向度上產生著作用和影響的。
二、“再次立言”與“成一家之言”
與此同時，“再次立言”也作為一種文學傳播思想產生著積極作用。該觀點同樣語出《左傳》，該書《襄公二十四年》云：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意思是：就人的成功而言，最高層次的應該是德遍天下，以德服人;次一級的是為國家立有戰功，報效祖國;第三層次的應該是著書立說，以詩書傳世。這三個層次人生理想的實現都可以達到使人永垂不朽。從文學傳播的角度看，立言就是創制文學，把文學創作當做人生的“不朽”目標，應該是對文學價值的高度確認。這對文學的創作和傳播應該具有重要的推動和支持作用。立言作為中國古代士人的人生目標或畢生追求，曾經被許多文人學者所實踐，其中最典型的當屬西漢史學家司馬遷。他自覺而明確地把忍辱含詬寫作《史記》，當成是圣賢立言以傳世的工作，鄭重強調這個“立言”工作是一項不朽的事業。在接受宮刑處罰以后，用“立言”作為精神支撐，忍受了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個生命寫成了閃耀著偉大光輝的歷史著作。司馬遷以后，“再次立言”就逐漸嬗變為士人的人生目標和理想，在文學創作和文學傳播方面，對作家起著重要的精神依托和人生價值鼓舞作用，以此也勖助了文學的傳播。 與“再次立言”文學傳播思想相聯系，是司馬遷提出的“成一家之言”。從傳播的角度看，這一觀點也蘊含著非常重要的文學傳播思想因素。這種思想觀點見于《史記·報任安書》：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傲儻非常之
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略其事……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如果僅僅局限在司馬遷本人，以及他當時處身的特殊環境，“成一家之言”或許只是他想通過寫一部歷史著作，來表達其獨到的歷史見解和政治思想，并流傳于世。但是，可貴的是，司馬遷在表述這個“成一家之言”的觀點過程中，是將歷史上許多“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的文化巨匠羅列為自己的同志。結合《太史公自序》所說的其理想是使《史記》成為《春秋》第二，他自己也以第二個孔子為準的，實現孔子所說的“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的創作定位，我們可以明確地見出司馬遷是以寫《史記》而竊比孔子寫《春秋》的。這樣，他的“成一家之言”觀點即可理解為要通過探究天道與人事的關系，貫通從古到今的歷史發展變化，完成一部有獨到見解、自成體系的著作。從文學傳播的意義上說，則可理解為：創作這部通過研究自然現象和人類社會的'關系，通曉從古到今變化而形成一家之說的文學著作，也可以是一個人最高理想和畢生追求目標，這樣的著作的“傳之其人通邑大都”，也可以使作者名垂青史。
司馬遷不僅自覺地提出了這樣的觀點，更重要的是他用生命實踐了這一觀點，或者說他用行為實踐了這一思想主張。司馬遷既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還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所以他的“成一家之言”思想在文學領域也就成為無數文學家追求的理想和目標，從而樹立了文學創作的精品意識，并以此極大地鼓勵和推動了文學的傳播。
三、“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
魏晉時期，中國的文學逐漸進入自覺發展階段，在此氛圍里，許多文人對文學這一藝術形式進行了思考和闡釋說明，力圖揭示和探究文學的特征與本質。與此同時，一些與文學傳播有關的思想火花或鮮明的觀點也得到表達，其中以曹丕《典論·論文》最為突出。
《典論·論文》包含了多方面的、深刻的文學傳播思想。首先是關于文學體裁方面的要求和標準：“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這是從各種文章體裁最基本風格的角度提出了創作標準。從傳播意義上說，一種信息進入傳播過程是需要符合特定的質量要求的，各類文學因其體裁不同，在人們的接受觀念中也就有了不同的標準，而上述言論，正好是對此提出的。這種思想實質上是鼓勵文人通過各種不同的文章體式來自覺擔當文學使命，用多樣性文學標準的實現來喚醒人們的生命意識、作家自身的生命體驗和對歷史生命的悲憫，以及自我生命的原始感受，用不同的文章體式來更好地傳播思想感受，在具體的文學傳播信息制造中，要遵守每一種文章體式的標準和要求，才可以做到更理想的傳播。
其次，《典論·論文》從文學的政治功能和人生價值角度闡發出深刻而鮮明的文學傳播價值觀：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與人生中的其他表現形式比較，文章創作具有無窮的、久遠的流傳功能。這是從政治情懷和人文關懷方面，提出了文章及其傳播的價值。盡管此處所說的“文章”還不是純然的文學，但是文學卻是其中的主體。因此從文學傳播的意義上說，這段話也可以理解為：文學有突出的使人名聲傳播后世的功能，即可以使人流芳百世。作為一種文學傳播思想，曹丕的這一認識和主張，表現出一種跨越歷史與現實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識，以及對文學家命運的深層關注。
在當時，曹丕的弟弟曹植曾對這一文學傳播思想予以呼應。他在《薤露行》中寫道：“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就是說：我希望恣意揮灑我的徑不過寸的筆，讓我的文采的芳香流傳萬代、永垂不朽。在表達他立志以詩歌傳文名于后世的豪情和意氣同時，也凸顯出推動文學傳播的含義。更可貴的是，曹植還以其創作實踐推動了這一傳播思想的擴展。他的詩作“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詩品》)，達到了風骨與文采的完美結合，以致成為當時詩壇最杰出的代表。
四、“文章可立身”
作為一個與文學傳播有密切聯系的思想觀點，“文章可立身”語出北宋汪洙九歲所作的《神童詩》。詩云：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
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從文學傳播角度看，這段對于文章和學習的價值描述，其根本在于鼓勵讀書和主張以文章立世。隋唐之后，中國選官只有科舉考試一種方式，而科考的主要內容是文章，因此“文章可立身”的主張，盡管作者的主觀意圖是勸勉和提示人們通過文章顯身揚名、為官作宦，但在客觀效果方面，尤其是文學傳播意義上，“文章可立身”所表述的文章人生功用和價值，也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認為是倡導文學具有提升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作用。這個觀點雖然出自宋代神童之口，但一直被中國古代文人自覺地實踐著。因此，“文章可立身”不僅是一個口頭上的思想表達，更主要的還是一個用長期實踐所體現的思想傾向。 “文章可立身”的思想觀念被后人所認可和繼承，因此，在文學傳播的意義上，它是一個有影響的文學傳播思想元素。如元代戲曲作家宮天挺在其作品《死生交范張雞黍》第一折就寫道：“道統相承十二君、三圣人。皇天有意為斯文，教人從誠心正意修根本，以至齊家治國為標準。孔子書，齊魯論，不離忠恕傳心印，以此上天子重賢臣，方信文章可立身。”這也是堅持文章立身觀念的。
顯然，“文章可立身”是與前所述及的“其次立言”、“成一家之言”，以及“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等思想觀點一脈相承的。如果說在秦漢之前這些思想觀點還主要是就人的自然成長發展而言，隋唐以后，則與其時的選官制度有密切聯系。另外，“文章可立身”在很大方面是前所述及的一些文學傳播思想觀點的翻版或闡釋，但是，它在科舉考試盛行的特定時代再次強調，以及通過一個神童之口道出，其文學傳播主張和激勵作用又與之前不可同等看待。
五、以幻為真與聲律傳文
以幻為真的傳播思想可以追溯到神話傳說，該文學傳播思想更主要的是以文學創作傾向的形式體現出來，并逐漸帶有理論色彩。眾所周知，神話是人們按照自身的認識對自然和社會的幻態反映，又是原始人對于世界的“合理解釋”。由于科學發展的局限，在原始人的觀念中，幻態即真實，真與幻是渾然一體的。所以在他們的故事和傳說里，大量的幻化成分被加入。此一思維影響到后來，就使得文學家甚至歷史家在創作自己的作品時，也體現出這一思想的痕跡。比如司馬遷寫作《史記》，就對有史實根據的材料和無史實根據的內容，分別采取“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來加工，其中的“疑以傳疑”就近乎以幻為真。干寶作《搜神記》不但在創作上寫了大量的人鬼相雜、幽冥相間故事，還提出了“發明神鬼之不誣”的創作動機，這也是堅持以幻為真的。到了唐傳奇時代，一大批文人把許多鬼怪和神仙故事寫成小說，并言之鑿鑿地表示是自己的所見或親歷，以證明實有其事，也是很典型的以幻為真的創作傾向。這說明，以幻為真作為一種以創作傾向體現出來的文學傳播思想，在古代對于文學的原創性傳播產生過很大的積極作用。
在中國古代，對于原創性文學傳播起到巨大推動作用的另一文學傳播思想是聲律傳文。因為中國古代早期詩文創作中的聲律，大多帶有自然特征，不是作家刻意制造的，所以聲律傳文的思想盡管在先秦兩漢時代既已有所萌芽，或者說是被一些與文學有關的活動體現出來。比如“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活動，以及東漢時代蔡文姬創作的詩歌《胡笳十八拍》。但是，到了南北朝時期，南朝的謝靈運、沈約等人發現了所謂“前人未睹之秘”的詩歌聲律，并自覺地將其運用到詩歌創作中。從此，中國古代的詩文進入自覺地以聲律進行傳播的新紀元，甚至被強調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的程度。
聲律傳文思想觀點到唐宋詩詞繁榮以后，更被一些文學家和文學批評家所發揚，如初唐的“上官體”、宋代周邦彥的詞創作，以及明代戲劇方面的“吳江派”、清代的“格律說”，這些有關聲律與文學創作相關至切的思想和主張對于文學的傳播起了很大作用。
除上所述及的幾種主要的文學傳播思想外，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史書以及其他文獻典籍中，還星散著很多文學傳播思想的因素或成分。如“不虛美，不隱惡”、“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勸百諷一”、“詩賦欲麗”、“文以載道”、“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以及杜甫“為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賈島的“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之類倡導以修辭藻飾強化詩文主題傳播效果的認識表達，還有小說方面的“自娛娛人”、“小說與群治之關系”等文學功用認識，都可以視為文學傳播思想的質素或分子，這里不再一一詳論。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以下的認識或結論：首先，中國古代文學傳播的范圍和深度遠沒有現今的文學傳播寬闊與縱深，而且中國古代所使用的文學概念、傳播概念，也跟現今的文學、傳播學使用的概念在含義上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古代文人對文學傳播的理解和認識，也與今人的看法和觀念存在著較大差異。這決定了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傳播思想過程中，所做的挖掘和整理工作可能更多、更細致，也就是說從浩如煙海的古典文獻中勾稽和揭示古人的文學傳播思想元素、觀點和成分是艱難的，但這并不表明中國古代文學傳播思想歸納、提煉和研究的遙不可及。其次，中國古代文學傳播思想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在文人學者的理論表述中，通過主張要求或認識提倡所提出的思想觀點或理論元素;二是通過文人學者的創作傾向或創作實踐活動所體現出來的。這兩個方面呈現的文學傳播思想，往往在同一個時段或歷史時期中，表現出較大的一致性或統一性。再次，以上我們的勾稽和闡釋的一些文學傳播思想，只是中國古代文學傳播思想的代表性觀點或傾向，并非全部，要細致地、系統地闡釋和歸納揭示中國古代文學傳播思想，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最后，中國古代文學傳播思想無論是對于中國文學創作的發展，還是對于中國文學傳播的發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和引導作用。
古代文學論文寫作指南6
美學的表現形式多樣，傳統美學主要的傳播方式為詩詞歌賦，其中蘊含著較為豐富的人物情感和內涵。《詩經》在女性美學的探究中起著重要作用，描寫女性的詩篇在總詩篇中占有較大比例。因此，本文針對古代文學《詩經》中滲透的女性美學展開探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具體分析如下。
一、《詩經》的基本內涵
《詩經》的主要整理者是孔子，春秋末期，《詩經》成為教師教學的主要教材，成為學生學習的主要依據。《詩經》主要由三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國風，第二部分是雅，第三部分是頌，其中雅又有大雅(31首)和小雅(74首)之分，頌又可進一步分為周頌、魯頌、商頌，主要用作各自朝代祭祀樂歌。作品中不僅頌贊了真善美，而且批判了傳統陋習。除此之外，《詩經》記錄了商周時期較多的民俗活動、民間傳說以及重大事件，其史料價值較高[1]。
二、古代文學《詩經》中女性美學分析
(一)外在美
1.容貌美。《詩經》中針對女性容貌展開描寫的篇章較少，大多是利用襯托手法對女性容貌進行側面描寫，其中正面描寫女性容貌的典范詩篇是《衛風碩人》，描寫女性容貌的詩句主要有“膚如凝脂”、“齒如瓠犀”、“美目盼兮”，意思分別是：女性皮膚猶如玉脂、牙齒猶如瓠瓜籽般整齊、眼睛明亮。莊姜夫人被如此比喻之后，其莊重典雅的女性形象被完美彰顯。其中《周南桃夭》是對女性容貌進行側面描寫的詩篇，每章詩句都以“桃之夭夭”開頭，間接描述了新娘的嬌美容貌。
2.形態美。《詩經》中不同詩篇對女性形態美的描述不盡相同，《衛風碩人》用三部分描寫莊姜的形態之美，從她的出身、自身資質、出家盛況等方面能夠看出古代女性的審美觀念，從“碩人其頎”這一詩句中可以看出，古代女性以身材健碩為美。《陳風月出》對女性形態的`描述與《衛風碩人》中的描述具有差異性，“舒窈糾兮”、“舒夭紹兮”等詩句描述了女性體態具有輕盈性的特點，古代將優雅窈窕視為女性形態美[2]。
(二)內在美
1.勤儉持家。《周南葛覃》中“施于中谷”、“維葉萋萋”、“維葉莫莫”、“薄浣我衣”、“歸寧父母”等關鍵詩句的大致意思是：由于新媳婦過于思念父母，為了能夠早日回到娘家，仍堅持做好本質工作，積極主動的做著換洗工作。詩中全面塑造了勤勞、孝順的女性形象。《大雅思齊》中周姜、太姒、大任這三位女性是廣大婦女學習的榜樣，她們不僅能夠在國事上貢獻力量，而且能夠在家庭中照顧好子女，井然有序的處理家庭內部事務。
2.熱愛勞動。《詩經》中較多詩篇的詩名含有“采”字，初中語文課本中學過《采薇》，除此之外還有《采苓》、《采綠》、《采葛》等，這其中有的是藥材，有的是食物，還有的是原料和染料。古代婦女用自己勤勞的雙手采摘完成后，還有對采摘來的物品進行加工，進而滿足實際生活需要。例如，《鄭風緇衣》中，主要講述了妻子為丈夫親手做衣服一事。又如《魏風葛屨》中，講述了農村婦女為了維持生計，在忽視丈夫鞋子的情況下，堅持為貴族家庭做鞋和衣服。從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女性勞動美只能在貧困婦女中體現，社會上流人士的女性是不需要勞動的。
(三)情感美
1.被棄之女。《詩經》中描寫被棄之女的詩篇較多，其中典范詩篇是《衛風氓》，女主人公對狠心丈夫進行無情揭露，并向旁觀者傾自身的婚姻狀況。《邶風日月》中主要講女主人公不理解丈夫的薄情，女性只能被動接受事實，卻沒有主動擺脫命運的勇氣。由此可見，當時女性社會地位的低下，同時，也證明了女性與男性間的依附關系。
2.追愛之女。《詩經》中雖然描述女性追求愛情的詩篇較多，但是不同詩篇中女性表達愛的方式不盡相同，有的較為直接、勇敢，有的較為間接、含蓄。《邶風靜女》中，從“愛而不見”、“彤管有煒”等詩句中能夠看出，女性在愛情面前是積極主動的，這與以往傳統的愛情思想不同，女性為了愛情能夠大膽追求。《鄭風子衿》中，從“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等詩句中，能夠明顯感覺到，詩篇中女主人公的愛情是含蓄、委婉的，本詩采用倒序以及比興等手法描述女性情感，主人公將心儀對象的衣飾作為思念寄托，等待愛情的過程中主人公的內心澎湃，進而塑造了嬌羞、婉約的女子形象[3]。
三、結論
綜上所述，《詩經》中有關女性美學的描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探究意義和借鑒意義。《詩經》之所以能夠稱之為經典文學作品，主要原因是《詩經》來源于現實生活，作品中蘊含著豐富的情感，對于讀者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詩經》篇章中對當時女性的生活狀態、體態、外表以及內心情感等進行了細致描述，進而有利于我們掌握當時的社會發展情況以及當地文化內涵。
古代文學論文寫作指南7
“文以載道”這個藝術命題早見于《周子通書·文辭》，其中記載：“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涂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周敦頤在文中所談的“道”實際上指的是儒家傳統的倫理道德，他認為寫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揚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倫理綱常。古代公文作為封建統治階級用以管理國家、傳達命令、聯系公務、記錄和傳遞公務信息的重要工具，其自身的屬性決定了必須“文以載道”。古代公文作為古代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筆重要的歷史財富，時至今天，仍值得我們進一步發掘、學習和借鑒。
一、政治教化
政治教化是統治階級為鞏固發展自己的階級統治秩序,對被統治者以及統治階級內部進行一定的意識形態上的鞏固所采取的手段。古代皇帝一般都通過公文控制政府，政府通過公文控制國家。如王充在《論衡》中云：“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漢）以文書御天下。”這是對漢代公文文書所發揮作用進行的高度概括。劉勰在《文心雕龍章表》中也說：“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職司也。”也強調了公文在國家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儒家講“仁、義、禮、智、信”，無非要求全體臣民有禮有序地遵循社會秩序，最大程度地消除君與民、君與臣在階級地位上的對立狀態。這一點在古代公文的寫作與傳播中體現的尤為充分。如以《明史太祖本紀》所載朱元璋的《正禮儀風俗詔》為例：“天下大定，禮儀風俗不可不正。諸遭亂為人奴隸者復為民。凍餒者里中富室假貸之，孤寡殘疾者官養之，毋失所。鄉黨論齒，相見揖拜，毋違禮。 婚姻毋論財。 喪事稱家有無，毋惑陰陽拘忌，停柩暴露。流民復業者各就丁力耕種，毋以舊田為限。僧道齋醮雜男女，恣飲食，有司嚴治之。 閩、粵豪家毋閹人子為火者，犯者抵罪。”此詔書從奴隸的自由、貧民的生計、孤寡殘疾者的撫養、鄉黨禮儀、婚喪辦理、流民安置、宗教秩序、富豪納宦等八個方面對端正當時的禮儀風俗作了規定。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教化民眾遵從統治階級制訂和提倡的社會規范。還有，如明代著名政治家海瑞任浙江淳安知縣時發布的《禁饋贈告示》：“接受所部饋送土宜禮物，受者笞四十，與者減一等，律有明禁。……今后凡有送薪送菜入縣門者，以財囑論罪……”該公文就從習俗上明確革除了令人厭惡的陳規，為規范官吏和民眾的行為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道德教化
從本質上說，道德真正的存在方式就是教化，如果道德理論不能對人的思想態度、意志品質和行為傾向產生一定的影響，那么，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價值。道德教化正是在倡導為善的倫理價值層面上，把人從人的本性狀態提升到人性狀態的工作。人的本性是與生俱來的，而人性則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特質。人不是天生就成為了人應成為的樣子，所以，人需要教化。在封建社會的不同階段，社會強調的社會規范是不同的，但不管怎么變化，忠于君主、國家利益至上是封建臣子奉行的最高準則。作為時代社會道德秩序的忠實維護者，臣子一方面接受了這種正統思想身體力行地實踐，熱衷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另一方面，又通過文學作品不遺余力地宣傳，在公文寫作中有意無意地流露出為維護正統愿肝腦涂地的情懷。最典型的如諸葛亮的《出師表》，該文中一個古代大臣忠君報國的思想表現的淋漓盡致，作者在這篇公文中陳述的追隨先帝、扶助幼主的`艱難人生經歷為我們塑造了一位才能卓絕、道德崇高的古代忠臣，一位人格高尚、氣質優雅的封建名士，“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絕唱至今仍在我們的耳邊回響。當我們閱讀這篇經典公文作品的時，思想也受到熏陶和洗滌。簡單地說，就是宣揚“仁者愛人”的精神信仰。例如李密的《陳情表》實質上就是宣揚仁孝的精神的經典。孔子說“父母在，不遠游”，躬親長輩是封建名士完美人格的標準。文中李密冒著殺頭的危險上表不仕而在家侍奉祖母，仁子孝心卻是真真切切，給讀者巨大的精神感染力。
三、審美教化
審美教化是運用審美形象的感染作用塑造人自由和諧的心理活動、行為方式等實踐能力的教育形式。審美教化在古代主要引用于教育領域，在孔子在其創立的中國古代教育體系中，把“樂”看作審美教育的專門學科，在《論語正義》用就有語云：“樂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古代公文也有很強的審美教化作用，其主要體現在文采的動人和情感的抒發上。古代公文作者通過精美的文才和豐富的感情使讀者在領會文章精神的同時接受“美”的熏陶。前文談到的《出師表》、《陳情表》均是以文采飛揚、感情濃郁而傳千古的名文。《陳情表》其中的一段陳情尤能令人在欣賞其美的同時被之感動：“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余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精練的筆觸在讀者面前勾畫出了一幅母孫相依為命的動人畫面，最終《陳情表》打動了晉武帝，于是不再勉強李密出仕。還有如唐代駱賓王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先聲奪人，立論嚴正，列武則天數罪，借此宣告天下，共同起兵，寫的激情昂揚、富有文采，據《新唐書·駱賓王傳》記載：“（武）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可見該檄文煽動力之強。此文之所以能鼓動天下人反武氏且能打動武則天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文美情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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