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莊子·說劍篇》透露出的武術文化信息論文
論文關鍵詞：《莊子·說劍篇》；劍士；武術文化；燕趙武術文化
論文摘要：以《莊子·說劍篇》為研究對象，對其中與武術文化有關的內容進行了分析和探討。從莊子的生卒年和《莊子·說劍篇》的真偽考證入手，肯定了該文在劍術以及武術理論發展方面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分三個方面論述了文中所反映出的戰國時期燕趙武術文化發展概貌；從繼往開來的角度，討論了《莊子·說劍篇》對當今武術文化發展的積極啟發意義。
在中國文化的浩瀚星空中，《莊子》無疑是奇特而光輝的巨星之一，它對秦漢以來的中國文化發展影響極為深遠，“其成就，在先秦著作中，是無可爭議的第一名。《莊子》一書中，亦包含有豐富的與傳統武術文化有關的內容。《莊子·說劍篇》中提出的“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后之以發，先之以至”的用劍之道，對后世武術理論的發展更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長期以來，人們對《莊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其哲理和文學方面的闡述，對于該書中蘊含的豐富的武術文化內容的闡發卻極為有限，即使是著名的《莊子·說劍篇》，當前的有關理論也還主要局限在“用劍之道”等局部的認識層面上，把《莊子·說劍篇》作為獨立的篇章進行全面武術文化探討的專門研究，目前仍似沒有。這對于博大精深的《莊子》理論的闡揚和歷史悠久的武術文化的發展而言，都不能不說是一個“暫時的遺憾”。正是基于以上認識，本文擬以《莊子·說劍篇》為研究對象，力圖闡述其中富含的武術文化內容，揭示《莊子·說劍篇》的武術文化研究價值，并對當前武術文化的發展進行探討。
1 關于莊子的生卒年和《莊子·說劍篇》的真偽
今本的《莊子》分為內篇、外篇、雜篇三大部分，《莊子·說劍篇》列于雜篇。目前，關于莊子的姓名、籍貫、生平、著作等都仍存在一定爭論，《莊子》外篇和雜篇皆有莊子后學所為之疑。莊子的生卒年代，史籍中沒有明確的記載。能夠據以判斷的主要文獻資料，一是《史記》的大概說明，二是《莊子》的有關內證等。對《史記》的研究表明，“莊子大概主要活動于公元前370一前324或者前301年。但這只是一個大致的時間坐標，并不能以此確定莊子的生卒年，其生卒年顯然需要向前向后推”；根據《莊子》的內證研究，“莊子之卒最早不得早于趙惠文王元年(公元前298年)，至遲不得晚于宋之亡(公元前286年)”；近代學者關于莊子生卒年的各種主要觀點中，馬敘倫的公元前369一前286年之說則較為大多數人所接受。統觀以上各種論斷，我們可以產生這樣一種認識：莊子在有生之年與趙惠文王的相見應該存在著歷史年代上的可能性；因此，《莊子·說劍篇》系莊子所作，也存在著這樣一種歷史可能；而無論如何，《莊子·說劍篇》中所反映的趙惠文王時期的歷史風貌都應該是具有相當信度的。這也就為我們透過《莊子·說劍篇》，探討當時的武術文化狀況提供了可能。
2《莊子·說劍篇》對劍術以及武術理論發展的重要意義
《莊子·說劍篇》中保存了一些春秋戰國時期有關劍的形制方面的重要資料。趙惠文王見到莊子時問道：“夫子所御劍長短何如?”莊子日：“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后試。”然后，分別以“鋒”、“鍔”、“脊”、“鐔”、“鋏”等劍的不同部位為喻，向趙王描述了治國理天下的道理。這些內容，至少可以反映出春秋戰國時期長劍已開始出現并得到了普及，而且至遲在趙惠文王時期劍的形制已經定型。而這種狀況又是戰國時步戰逐漸代替以戈、矛等長兵為主的車戰，從而需要相應短兵的出現，同時冶煉技術的發展又使鐵兵取代銅兵的實現成為可能。“春秋時代的劍一般在50cm左右，個別也有60cm稍長者；而戰國劍則常常在70～100厘米左右，個別還有長達100cm以上者。長短變化如此顯著，非常引人注目。”劍身的加長必然帶動技術的變化，長短劍并存的格局積極地促進了劍術的豐富和提高，“鋒”、“鍔”、“脊”、“鐔”、“鋏”等劍的不同部位名稱的出現，則標志著劍的形制已趨于定型。“從春秋末期到兩漢間的數百年間，長短劍并世而存，出現了風行海內的‘擊劍熱’．形成了為士大夫所尊從的‘劍崇拜’，這個時期可稱為我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莊子·說劍篇》里，莊子借用斗劍的道理來勸說趙惠文王放棄“日夜相擊于前”的斗劍，勵精圖治，治國興邦。其關于劍術的闡述異常精辟一一“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后之以發，先之以至”，短短數言，不僅反映出當時的斗劍技術已發展到很高的水平，而且體現出對斗劍經驗的深刻領會和技戰術理論方面的深入總結。“這段擊劍要領，被視為武術技擊理論的綱領，其意義遠遠超出了擊劍，可以看成是整個武術的一種戰略戰術理論。它的基本思想是：故賣破綻，誘敵來攻，因敵應變，后發制人，奪取勝利。這是中國武術的'基本理論之一，至今仍是指導武術發展的重要原則。”
3《莊子·說劍篇》所反映出的燕趙武術文化發展
《莊子·說劍篇》描述的大背景是戰國趙惠文王時期的趙國，從其中所反映出的文化內容中，我們還可以了解到戰國時期有關燕趙武術文化的一些基本情況。
3．1尚武好勇、性情耿烈的燕趙劍士
燕趙武術文化是在燕趙區域內產生的一種地方武術文化。燕趙區域的主體是南至黃河，東臨大海，西抵太行山，北以燕山山脈為界這樣的一個四至范圍。燕趙區域在文化上的特征就是慷慨悲歌，好氣任俠。歷史上，燕趙區域的人們擅長騎射，慣見刀兵，性情耿烈，尚武好勇，具有不同于中原、關隴，又不同于齊魯、江南等地的特點。而這一點，在《莊子·說劍篇》中也得到了鮮明體現。文中描寫趙惠文王有劍士“夾門而客三千余人”，這些劍士身著獨特的衣服，頭發蓬亂，鬢毛突出，圓瞪雙目，聲大氣粗，見面時互相用語言攻詰責難；他們在斗劍時“上斬頸領，下決肝肺”，雖“死傷者歲百余人”仍“日夜相擊于前”，且“好之不厭”，表現出英勇無畏的氣概；劍士們性情剛烈，受到怠慢，便紛紛自殺而死，“皆服斃其處也”。這些劍士的性情豪行，基本反映了當時燕趙武術人士的真實特點。
3．2“俠”的出現與娛樂性武術競技活動
“士”是先秦社會極為重要的社會群體，是從平民中分化出來的一個長于勇力與武藝的特殊階層。他們平時為卿大夫家臣，戰時則執干戈衛社稷，并無嚴格的文武之分。春秋末期，士階層開始分化。憚用力者歸“儒”，好用力者歸“俠”，即儒者專于文，俠者專于武J。《莊子·說劍篇》中，趙惠文王門下三千劍客以及“劍士”名稱的出現，表明當時養士之風的盛行，并積極促進了“俠”的產生和發展。被稱為“私劍”、“劍士”的俠士們，見義勇為，敢為知已者死，他們以劍技受人恩蔭并為之效命，因為其肩負的任務而不能不專心于劍術武技的演練，并在不斷的“斗劍”交流中總結完善，從而積極推動了劍術在技術層面上的提高，并形成了理論方面的積累。這也是《莊子·說劍篇》中能夠提出“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后之以發，先之以至”的精妙劍術理論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在這種歷史大環境下，任俠尚武之風在戰國時期遂成為普遍的社會風尚，燕趙大地上因而上演了一曲曲“豫讓吞金”、“荊軻刺秦”等雄壯的“慷慨悲歌”。
從《莊子·說劍篇》中趙惠文王喜歡“斗劍”娛樂的內容可以看出，戰國時期武術文化的發展中已出現了以娛樂為主的競技性武術表演活動，至少在趙惠文王時期，以“斗劍”為主的娛樂性武術競技活動在燕趙地區已相當流行。莊子“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趙惠文王聽莊子“后發先至”的劍論后，“令設戲請夫子”，“校劍士七日，得五六人，使奉劍于殿下，乃召見莊子”。從此處描寫中可知當時的斗劍已有較為完備的體制，有了專門的劍服、正規的選拔制度和明確的比賽方法，而且斗劍活動規格相當高，大型的斗劍活動還常要以“戲”等娛樂活動作鋪墊，深受官方重視。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講，這種武術與以集體陣戰為主要特征的軍事武技已有了很大區別，以“斗劍”為代表的各種娛樂性武術競技活動，逐漸促進了各種以個體活動為主要表現特征的武術技術形態的發展，并有力地推動了軍事武藝與民間武術的分途。也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不妨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武術的整體發展特征通過《莊子·說劍篇》這個窗口，在燕趙武術文化的發展脈絡中得到了生動的展現。
3．3燕趙劍士衣冠特征與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在《莊子·說劍篇》中，太子介紹當時劍士時說道：“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后之衣，嗔目而語難，王乃悅之。”根據這些描述，可以大略看出當時燕趙劍士的服飾特征，即劍士們都蓬著頭發低垂帽子，系粗實的冠纓，穿短后的上衣，趙惠文王對于這種服飾特征似乎還比較欣賞。“從總的情況看來，春秋戰國時期的民間體育風尚深受當時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影響，具有深厚的軍事色彩。一些民間體育活動如劍道、射藝、角力等都是直接從軍事體育活動轉變演化而來，并間接為戰爭服務。”《莊子·說劍篇》中描寫的燕趙劍士的這種衣冠特征，顯然有著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印記。“降至距今二千七百年左右的春秋時期，中原各國炎黃子孫們的服裝制度已經基本形成。寬松舒適的袍服和裙裳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服裝。”但是在強大的北方游牧民族鐵騎的壓力下．一個不善于騎馬的民族被迫跨上了馬背，北方民族服裝的短小緊窄、結實便利，也深深吸引著有志改革的中原人士。公元前302年發生的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并不僅僅是對華夏傳統服裝和騎射的沖擊，它“更重要的是一種觀念的變革，汲取北方民族尚武強悍、勇于戰斗的精神，同時，也是民族武術交流的典型例證。”趙惠文王作為趙武靈王的兒子和王位繼承者，公元前298年即位，趙惠文王時期的燕趙武術文化不可能不保留有“胡服騎射”的改革痕跡。這就難怪趙惠文王會十分喜歡“斗劍”，并且對身著“仿胡”服飾的劍士們欣賞有加了。透過《莊子·說劍篇》中關于燕趙劍士的服飾特征的內容，我們依稀可以感受到二千三百年前發生的那場意義深遠的沖破重阻、尚武自新運動，身著“曼胡之纓，短后之衣”的尚武好勇、性情耿烈的燕趙劍士們，站在歷史發展的潮頭，在慷慨激越的燕趙大地上，親身見證和實踐了一場中國服裝史上的盛大交流，中國軍事史上的重要進步，武術發展史上的民族融匯，中華民族史上的革新圖強。《莊子·說劍篇》就像一面蒙上了一層歷史風塵的明鏡，輕輕一擦，便顯現出一段燕趙武術文化萌生、成長的歷程，一幅中國武術文化發展、演變的縮影。
4《莊子·說劍篇》對現代武術發展的啟發意義
“所謂學術史研究，說簡單點，不外‘辯章學術，考鏡源流’……至于壓在紙背的‘補偏救弊’、‘推陳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強調。因為，當你努力體貼、描述和評判某一學術進程時，已有意無意地凸顯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學術追求。”對經典進行過多的闡述和發揮，往往有可能肢解經典的本義，甚至于誤讀經典的精髓，但是面對著《莊子·說劍篇》這一橫跨千年歷史歲月的文化經典，一種感懷仍禁不住在經典與現代的握手間油然而生。觸摸歷史，感受傳統，對經典內在含義的回味不能不引發對當今武術發展的思索。
4．1莊子“三劍”引發的武術發展思索
在《莊子·說劍篇》中，莊子向趙惠文王描述了“天子劍、諸侯劍、庶人劍”三種不同類型的劍。在這里，匡諸侯、服天下的“天子之劍”，法天、順地、安民的“諸侯之劍”和無異于斗雞的“庶人之劍”，不妨可以說分別象征了武術修養由高到低的三種不同境界。“同樣的社會，同樣的際遇，不同生活理想的人會賦予它不同的眼光，從而在各自心目中呈現不同的景致來，這就是境界。”同樣的劍，在莊子的眼中分為層次不同的三種類型，同樣的武術，不同的人生追求也導致了境界不一的武術修養：在有些人眼里，武術就是拳來腿往的搏斗爭勝或揮劍舞扇的娛樂健身；在有些人心中，武術成了安身立命的謀生手段和實現榮華的欲望之舟；在有些人身上，我們卻看到了淡泊寧靜中的拳拳服膺和鞠躬盡瘁中的胸懷天下。
如果把武術看成一種防身健體的手段，那么你就有希望擁有一把“庶人之劍”，而且在當今高度發達的現實生活中，還有許多更為精彩、輕松的時尚之劍可供你的選擇；如果把武術當作一種可以謀生的職業，你也有可能得到一把“諸侯之劍”，武術可以給人帶來現實生活所需要的可觀的物質水準，而且還有可能成為實現各種個人欲望的穩定平臺；如果選擇了武術作為人生的一種生活方式，用畢生的心力去追求生命中的那把“天子之劍”，那么，我們每一個熱愛武術的生命和我們深深地熱愛著的武術，又將會是一種什么樣的藍圖呢?在申奧時局山重水復，武術發展步履維艱的今天，我們每一個武術工作者是否都應該認真思索一下，自己已經擁有或正在追求的，究竟是何種“武術之劍”?武術文化形態的結構可分為“物器技術層”、“制度習俗層”、“心理價值層”三個層次，其中，“道與理是核心層，禮與藝是中間層，技與術是外顯層_9jI’。莊子用“天子之劍”震撼了趙惠文王的內心，那么，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又該用什么樣的“武術之劍”來面向人類發展的嶄新紀元呢?
4．2“文”以劍顯、“劍”以文名的語言特色對武術文化研究的啟示
“莊子‘尤以文辭陵轢諸子’，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語言大師。其語言不僅講求實用，同時也注重藝術效果，表現出鮮明的藝術特色。”在《莊子·說劍篇》中，其語言風格以陽剛之美為主要特征，時而汪洋恣肆，如浩海之無涯；時而豪邁雄放，如江河之直下；時而又似行云流水，如清風拂面，空靈縹緲。關于劍士衣飾和“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斗劍場面的描寫，“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的雄豪之氣，特別是關于“天子之劍”和“諸侯之劍”等的論述，都給文章平添了獨特的氣質，使該文充滿了雄健奇絕的魅力。“文”以劍顯，“劍”以文名一一《莊子·說劍篇》的語言特色對于我們的武術文化研究同樣也極具啟示作用。
語言是思想的直接表現，也流露出思想者的感情。對武術歷史文獻的認知困難，在某種程度上是導致當今武術研究整體進展相對較慢的原因之一。在武術文化研究工作中，尤其是在武術歷史文化研究方面，面對著研究資料靜止的原始形態，如果我們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能以生動精煉的語言表述抽象的道理，寓理于形，盡可能地使武術歷史文化研究生動形象而非干巴巴地予以表現；以準確貼切的理解把握相應武術文化的特點，寓情于景，盡可能地使個人的文化理想及學術追求融入所研究的武術歷史文化；以客觀、理性的原則為前提條件和出發點，在實事求是、中規中矩的學術研究中盡可能平靜地實現個人文化修養、武術歷史文化特點和武術歷史文化研究三者之間的和諧平衡，使“武術文化研究”成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類型、不同特點的武術文化進行相應藝術展現的現代化平臺，我個人認為，這應該是當前武術文化研究所力圖實現并努力追求的一個方向。倘能如此，我們的武術文化研究論文才有可能打造出一系列精品，并最終把“武術文化研究”建構成當代文化發展中的前沿方向和精品工程。在21世紀的今天，如果我們的武術論文能夠像《莊子·說劍篇》一樣，讓人讀來受益匪淺、回味無窮，頓覺相見恨晚，那么鮮活、光亮、華麗而又動感十足、博大精深的傳統武術文化，又何慮知音難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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