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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注釋：采用尾注或腳注形式，全文的注釋不得少于3個，形式如下：

　　(1)《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月刊)第25頁，20xx年第3期。

　　(2)《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錢理群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xx年第1版，整理自第20-30頁。

　　8、參考文獻：不得少于3個，形式如下：

　　(1) 陳敢《論散文題材的現代性》，《理論與創作》20xx年第4期。

　　(2) 《汪曾祺文集》，江蘇文藝出版社，19xx年9月第1版。

　　范文：淺論陶潛田園詩和王維山水田園詩的差異

　　[論文摘要]王維山水田園詩和陶潛田園詩都在當時的詩壇上居于顯著的代表性地位，但由于二者產生的時代背景不同、作者的人生經歷不同、詩歌的表現手法不同，因此二者所表現出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以及影響就各有千秋。

　　[關鍵詞] 王維 陶潛 田園詩 差異

　　引 言

　　田園詩作為一支獨立的詩歌流派，引起世人的矚目，是在晉代才正式出現的。晉代以前，從《詩經》、《楚辭》、《漢樂府》、《古詩十九首》到建安文學、“竹林七賢”，在詩歌中反映農業生產、農村生活、田園風光題材的十分鮮見，僅在《詩經》中的《甫田》、《大田》、《豐年》、《良耜》等詩篇中對農事有所表現。這些農事詩反映了大規模的奴隸集體勞動的情景，卻很難看到作者的思想個性，對農村田園風光也著墨不多。究其原因，是因為很多地主階級、奴隸主階級的知識分子鄙視農事、鄙視勞動人民的思想根深蒂固。到了晉代，玄霧彌漫，玄言文風十分盛行，陶潛卻敢于沖破樊籬，大膽嘗試和創新，不僅把詩歌題材擴大到為時人所不齒的農事和田園，而且思想上實現飛躍突破和解放，在詩歌中贊美勞動，欣賞田園風光，同情普通百姓，煥發出強烈的光焰，為詩歌發展又開辟了一塊嶄新的天地。“從農事詩到田園詩，陶潛正處在一個上承《三百》、下啟三唐的繼往開來的重要位置”。(注1)因此，很多論者認為陶潛是“田園詩人的開山鼻祖”，是“平民文學的代表”。其后，不少詩人紛紛仿效繼學陶詩，至詩歌巔峰時代的唐代，閃爍著熠熠光芒的田園詩派，已成為這個時期詩壇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王維應是突出的一位，“他運用詩歌、繪畫、音樂等全部的藝術手段來創作山水田園詩，把山水田園詩的創作引向了一個新的境界。”(注2)因此說，陶潛田園詩和王維山水田園詩分別在東晉和盛唐時期的詩壇上樹起了一面旗幟。但是，由于二人所處的社會背景、生活經歷、詩歌內容及其表現手法之異，因此其詩歌的藝術價值、思想價值亦有不同的表現。本文著重就此進行粗略的比較。

　　一、生活經歷和時代環境對二者詩歌的影響差異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任何一位作家或詩人，個人的生活經歷和所處的時代環境都深刻地影響著他的作品。

　　陶潛生活在東晉時代，政治腐*，門閥制度發展到了極致，門閥勢力占據了高官要職，寒門庶族的人才遭到了排擠和壓抑。當時，司馬道子、元顯等人專權，王國寶亂政，王恭、殷仲堪起兵，桓玄奪位，劉裕勢力興起，社會陷入一片混亂之中。陶潛的曾祖父陶侃雖曾因功取得高官，但本身并非門閥士族;到了陶潛一代，家世已經敗落。他自幼生活在農村，家鄉潯陽的田園山水

　　把他養大，到了二十九歲才出仕，幾次做官，都不過是祭酒、參軍、鎮軍、縣令等卑官微職，使他無法施展“大濟蒼生”的壯志;而人在官場，又身不由己，還要強裝歡顏，迎進送出，與那些庸官俗吏周旋，“志意多所恥”，他對官場感到徹底失望。在仕途上不得志，深受老莊思想影響的陶潛繼而懷念和向往未仕以前的田園生活，“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遂決心歸隱，在田園間生活二十余年，直到終老。正因為他的家世已經衰落，他歸隱田園后，接觸田父野老，議論桑麻種植，還必須時刻為自己的生活計謀，否則就會饑寒交迫，加上他“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所以他親自參加了生產勞動，親身體驗了勞動帶來的愉悅和艱辛。詩歌是心靈的反映，田園美景、詩人熱愛勞動的心跡、詩人的活動、詩人的生活態度也就非常自然地出現在他的田園詩中。

　　王維的經歷與陶潛相比，就大為不同。他二十一歲及進士第，做大樂丞，因伶人舞黃獅遭貶，后回長安，得到提拔，任右拾遺，累遷監察御史、吏部郎中、給事中等朝廷命官;在“安史之亂”中，被安祿山所獲逼為偽官;肅宗回京，他又一度被貶，最后還是升至尚書右丞，直到終生。盡管他也經歷了“安史之亂”那樣的社會動蕩，在宦海里幾度沉浮，但基本上是一生為官。他的家庭亦與他人不同：據《舊唐書》中的《王維傳》記載，其母“博陵縣君崔氏，師事大照禪師三十余歲，褐衣蔬食，持戒安詳，樂住山林，志求寂靜”;其“兄弟俱奉佛，居常蔬食，不嘗葷血，晚年常齋，不衣文彩”。母親和兄弟都潛心念佛，這種實實在在的信佛氛圍一直伴隨著王維成長，耳濡目染，他的思想上深深地烙上了佛學的印記。開元十七年，未滿三十的王維正式在道光禪師門下“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大薦福寺大德道光禪師塔銘》)。他“退朝以后，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舊唐書》之《王維傳》)。

　　從二者的生活經歷可以看出，陶潛無法施展抱負的憤懣不平與王維相比，尤為強烈，即使歸隱田園，也時刻不忘憂國憂民。王維因佛老思想崇尚“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有非無，有即是無”，加上坎坷仕途，參破紅塵，求心靜、求超脫的思想有甚于陶潛;他追求頓悟，向往空靈，從某種程度上說，近于消極頹廢。陶潛和王維的一切生活經歷在他們的田園詩中折射出來，因此，他們的詩歌思想內容和思想情緒也就出現明顯的差異。

　　二、從詩歌描摹的內容、表現手法和形式看陶詩和王詩的差異

　　王維田園詩和陶潛田園詩所反映的內容基本上都是農村田園山水、農村生活，但也略有差異。在陶潛約三十首田園詩中，多半是作者躬耕生活的所見所聞，田園之美，人民之艱辛，生活之艱辛，觀察非常仔細。他從平凡的景物中和日常生活中抓住最具特征的事物予以描繪，并且飽蘸濃厚的思想感情，自己的影子始終行走在自己的詩行里。比如膾炙人口的《歸園田居》(其三)：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

　　足惜，但使愿無違。”

　　作者種豆南山下，晨出晚歸，夕露沾衣，心愿無違。在這首詩中，每個整句前，幾乎都可以加上一個“我”字，也就是說，讀此詩，我們的眼前總是閃動著作者的蹤影，作者就是詩中描述動作的施事者。又如《和郭主簿》(其一)中詩句：“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舂秫作美酒，酒熟我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等。翻開陶潛詩集，這種用“吾、余、我”表達作者“行蹤”的詩句隨處可拾，幾乎出現在他的每一組詩里，而在他的田園詩里表現得尤為明顯。

　　王維的山水田園詩與陶潛田園詩相比，在內容上有明顯的大幅度地擴充。他從田園中跳出來，放眼山水，以畫入詩，以詩作畫。盡管如此，但是在他的二十余首山水田園詩中，除了在極少的一二首詩里可以尋到作者的影子外(如《酬諸士見過》中寫道：“晨往東皋，草露未稀，暮看煙火，負擔來歸??”)，在其余的多數詩作中，只能發現他是一個莊園主式的旁觀者，欣賞田園環境之美，描寫農民自由恬靜平安的生活以及人們繁忙的勞動場景。與陶詩恰恰相反，在他的山水田園詩里，“我、余、吾”之類的字眼十分罕見，沒有自我形象、自我行為、主觀意圖及情感表現。比如《渭川田家》：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年牧童，倚杖候荊扉。雉句隹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立，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歌式微。”

　　最后兩句“即此羨閑逸，悵然歌式微”，使一個旁觀的第三者的形象躍然紙上。王維離開官場，短暫隱居田間，畢竟缺乏對勞動生活的切身體驗，他的田園詩創作自然在無形中受到限制。因此，《峴傭說詩》評價：“摩詰五言古，雅淡之中，別饒華氣，故其人清貴，蓋山澤間儀態，非山澤間性情也。”

　　從藝術表現手法和藝術表現形式上來看，陶詩和王詩的差異要比他們在詩歌內容上的差異大得多。

　　陶潛一生致力于組詩創作，且以五言見長;他的田園詩幾乎都以組詩的形式出現。王詩則長短皆備，均有傳世吟唱之作，其后期詩中最為人們稱道的是《輞川集》絕句，如《鹿柴》、《竹里館》、《辛夷塢》等，而其長詩《山居秋暝》、《春中田園作》、《渭川田家》等更是久傳不衰。

　　陶潛雖是杰出的田園詩人，但陶詩中真正寫景的句子并不多;他堅決反對“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字之奇”的綺麗雕飾的詩風，盡可能地使用清新、質樸的口語以及白描寫意的手法，風格平淡、沖和、自然，景中見情，情中見理，相互交融;作者態度十分鮮明，富于啟發性。他的《移居》(其二)寫道：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無為忽去茲。衣食當須記，力耕不吾欺。

　　詩中語言淺顯易懂，讀來朗朗上口;只要是稍讀詩書的人，都能準確理解，被其中“和睦相處，親密無間”的情景所感染。

　　而王維的田園山水詩，則常以工筆畫的手法進行摹像，客觀地刻畫出田園山川之形、之色、之聲，目之所及，筆之所至，處處寫實;所寫之實均籠罩在“虛靜”之下，讀之悟之，心情悄悄地接受感染。其語言比陶詩講究，樸素之中不乏鮮艷明亮的色彩。他的名作《山居秋暝》八句詩中，前四句全是寫實景;空山、新雨、涼風、明月、蒼松、清泉、石頭、竹林、浣女、蓮葉、漁舟，無不具體可觸，歷歷在目。“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東坡志林》)可以說，畫意與詩情相結合，應該是王維山水田園詩的最大特色。

　　另外，王維努力學習陶詩，沈德潛《說詩晬語》說他得陶詩之清腴風格，我認為表現得最為顯眼的是《渭川田家》學《歸園田居》，《田家》前兩句化用陶詩《有會而作》的小序，《偶然作》(其二)總的基調是學《止酒》等，他并非照搬照抄，而是消化吸收，創新求變，把山水物色引入他的田園詩，使詩歌增添了不少美感。然而，賀貽孫曾說“唐人詩近陶者，如儲、王、孟、柳、韋諸人，??獨一段真率處，終不及陶”。可見，王詩在“真率”一面與陶詩相比，遠遠不及。

　　三、從詩歌塑造的意境、表現的思想內容看陶詩和王詩的差異

　　陶潛和王維的生活經歷對于各自田園詩的影響完全不同。縱觀二者的每一首田園詩，其中所塑造的意境、所表現出的思想內容大不相同，思想價值也相去甚遠。

　　先看王維的山水田園詩。他的大多數山水田園詩創作于中年之后，或因張九齡罷相而被貶之后，或因安祿山逼迫作偽官之后，或隱居輞川之時，他已篤信于禪宗，因此，他的山水田園詩充滿了禪意，甚至可以說，是他對佛教的實踐體驗。他在《飯覆釜山僧》中明確地說：“一生寂為樂，此身閑有余”。可見，他是有意將自己一生的煩惱痛苦消除泯滅在佛教這個精神世界和幽靜的山水田園之中。胡應麟說王維的輞川諸作“字字入禪”，讀后使人“名言兩忘，色相俱泯”。不妨來看他的幾首山水田園詩：

　　如《木蘭柴》：“秋山斂余照，飛鳥逐前侶。彩翠時分明，夕嵐無處所”。《北垞(cha)》：“北垞湖水北，雜樹映朱闌。逶迤南端水，明滅青林端。”等等，王維在通過觀照自然景物，表現出深邃的“色空一如”的思想。

　　又如《辛夷塢》：“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終南別業》：“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大自然清新、幽靜，已入玄妙境界，作者對自然界的體驗已經深入到宗教的層次。

　　王維所描摹的山水田園，應該說，就是一種最佳的參禪誦經的環境。在他的山水田園詩中，任用自然的態度不僅表現為一種基本的情調，而且常有明確的自覺追求，如《偶然作六首》(其四)

　　即對“陶潛任天真”、“酣歌歸五柳”的生活態度贊美和羨慕;《田園樂》中更是以“桃花源里人家”、“五柳先生對門”自況。仕途的坎坷和信佛的執著，王維面對生活似乎并不是積極地應對，而是借“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信念消極地回避，這從他的詩中諸多的“關門”的意象中可以得到佐證。《山居即事》：“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歸嵩山作》：“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歸輞川作》：“東皋春草色，惆悵閉柴扉”等。他的“閉門”不僅在“歸來”、“落暉”之時，而且也有白天，可見“閉門”意在避世。就是王維自己也在《酬張少府》中承認：“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他“絕塵絕世”的思想和態度，決定了他的山水田園詩中的田園，雖然有意顯示與官場不同，但只能寄托自己幽獨情懷，很難深入地反映社會生活和人民的疾苦。有學者甚至認為“他的詩歌是一個亦官亦隱的佛教徒的懺悔和獨語”。(注3)

　　陶潛與王維有很多不同之處：一是他并未一生仕官，二是他崇奉儒學而非佛教，三是他親自參加勞動，四是他退隱后積極生活，時刻不忘世事。他的田園詩中處處洋溢著生活的氣息：《歸園田居》：“開荒南畝際，守拙歸園田”;“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和郭主簿二首》：“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移居二首》：“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等等。有生產勞動，有家居生活，有鄰里交往，寧靜而安詳，和睦而愜意，準確地說，陶潛的田園詩的意境就是勞動和生活的環境，與官場鮮明對立，比王詩的“參禪的環境”更富有朝氣。與王詩相比，陶詩之中同樣寫出了自然風物之美：“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天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云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返”??無論是桃李榆柳，還是飛鳥云彩，在陶潛看來，都能帶來美的享受，令人流連忘返。重要的是，陶詩中充分展示了鄉村農夫之間那種有別于官場相互傾軋的真誠而純樸的人情之美，而王詩表現得極少。比如陶詩《移居》(其二)：“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盡顯他們之間的融洽和睦;《飲酒》(其九)：“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描述農夫不約而至，與作者同飲的情景。即使在陶潛窮困潦倒、難以度日的時候，鄰居也毫無偏見，立即予以接濟：“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引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陶詩對生活的艱辛刻畫得也十分具體：“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夏日抱長饑，寒夜無被眠”，這些是俸祿有加、衣食無憂的王維一生無法體驗的。

　　由于陶潛決意離開官場，并投入耕作之中，并非王維那樣若即若離，所以他能夠不以躬耕為恥，不以仕進為榮，他的田園詩充分反映了他的“以農為本”的思想，大膽否定了以農為恥、不勞而食的傳統觀念，對農民予以贊揚和肯定。他在《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中，他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實際上表明他對“憂道不憂貧”不再相信，而

　　以“長勤”為志。而《桃花源詩并記》中所描繪的理想社會也是一個以農為樂的世界!陶潛歸隱卻不消沉，他的謳歌田園、贊美勞動的田園詩的影響是積極而深遠的!

　　結 束 語

　　陶潛和王維的田園詩都具有頗高的審美價值，豐富了當時的詩壇，促進了文學藝術的發展。然而，兩者的思想價值不盡相同，這在于陶潛和王維思想上的差異，而他們思想上的差異又源于他們的生活經歷、生活環境和歷史背景的差異。相比較而言，陶詩的思想價值要比王詩的思想價值高得多。

　　注釋：

　　(1) 鐘優民：《陶淵明論集》第133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xx年版

　　(2) 陳小玲：《王維后期山水田園詩詩境說略》，《黃岡師專學報》19xx年第2期第19頁

　　(3) 蕭慶元：《論陶淵明的“農本”意識及其審美意象特點》，《江蘇社會科學》(南京)19xx年第3期第114—117頁

　　參考文獻：

　　(1) 李華著，《陶淵明新論》，北京師范學院出版社19xx年版

　　(2) 鐘優民著，《陶淵明論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xx年版

　　(3) 吳云著，《陶淵明論稿》，陜西人民出版社19xx年版

　　(4) 《陶淵明研究》，紀念陶淵明誕辰1620周年論文集(九江)，19xx年版

　　(5) 許總著，《文化與心理坐標上的王維詩》,《東南大學學報》(社科版)19xx年第二期第95—99頁

　　(6) 胡遂著，《論王維詩宗教體驗與審美體驗之融合》，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沙)20xx年第1期第107頁—112頁

　　(7) 尚永亮著，《逐臣與唐詩》原載《古典文學知識》(南京)20xx年第1期第56--63頁

　　(8) 游國恩等著，《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xx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