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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泰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異與互補
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形成了一定的差異性互補現狀，即在保留各自特色的同時，也實現了雙方的滲透發展。以下是小編整理的淺談泰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異與互補，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淺談泰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異與互補 篇1
摘要:
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形成了一定的差異性互補現狀，即在保留各自特色的同時，也實現了雙方的滲透發展。因此，本文將著重于分析泰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與互補，并最終認定二者在相互交融的過程中，強化了各自的文化軟實力影響率。
關鍵詞：
泰國文化;中國文化;差異;互補
泰國文化雖然與中國文化有著差異性，但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通已經有著很長的歷史了。應該來說，泰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反過來中國文化也對泰國文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因此，我們應該在比較了兩種文化的差異性之后，實現二者之間的有效互補。
一、泰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異分析
（一）權力概念。泰國有著較強的等級觀念，他們在進行權力人物選拔的時候，往往是以他們的等級地位作為基礎，從而表現出較為明顯的社會權力高低分化，即使在有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中也存在這樣的等級觀念，說明了泰國文化中非常尊崇權威性。中國文化中的人們也是不平等的，有著較為鮮明的集權文化特征，表現出高權力距離，子女要服從父母長輩，下屬要服從上級，學生要尊重教師等，甚至還有較大的社會報酬差距。
（二）價值觀取向。泰國的文化中有著較為深厚的宗教文化作為基礎，他們傳統文化中認為人是家庭與宗族中的重要組成成員，他們應該受到家族的保護與愛護，各個成員應該對家族報以忠誠之感。因此，泰國文化中更為看重群體的關系。中國文化受到傳統意識形態的影響，依然認為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人們之間的交流與溝通應該看重情感因素的融入，并不能強調個體性的存在價值。因此，泰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取向有著一定的差異性。
（三）性別文化。泰國是一個人妖盛行的國家，其主要是出于經濟利益的誘惑而逐步使得男性化與女性化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傾向于女性化文化的特征，并長期以來已經形成了一大利益鏈，女性地位不斷得到提高，并產生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妖文化圈。在泰國家庭中，女性有著與男性真正平等的地位。中國文化雖然說一直在倡導提高女性地位，中國女性也的確日益堅強與獨立，但是，中國文化中并沒有能夠完全擺脫掉傳統文化的影響，男性仍然在社會文化中占據著主導地位，女性更多的處于從屬地位。
（四）生活方式。泰國對于一些不夠確定的事情往往采取的是較為保守的態度，他們一般不會與陌生人來往或交流，也不會為了一些事情而進行公開的沖突或對峙。因此，我們可以說，泰國文化是較為保守守舊的，其對于不確定性往往有一種規避心理與行為，不愿意冒一些風險。中國由于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現了成功的改革，人們開始追求自由式的生活方式，但是，還有不少中國人更愿意采取安穩和確定的生活方式，向往那種安逸的生活。
（五）消費取向。泰國人的消費觀念趨向于短期取向，他們中有不少人認為短期內可以消費就進行消費，是一種提前消費的思想。但是，他們比起發達國家來說，他們又屬于長期消費取向。無論如何，泰國文化使得泰國人更喜歡過一種自由自在的生活。中國文化卻讓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存在著矛盾性。一方面，中國人喜歡儲蓄，這說明了他們有著一定的長期消費取向，希望通過儲蓄來保障未來的生活。但是，他們對于一些東西的消費卻又表現得較為短視，比如說房產等的投機行為等，這又不得不說他們的消費觀又是短期取向。總體上來說，中國文化仍然更為偏重長期消費取向。
二、泰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互補
首先，我們應該從泰國文化中吸取其精華之處，可以把它應用到我國現代企業文化的建設工作中去，選擇合適的企業文化管理模式，從而取得最佳的管理效果。現代企業還應該設計出符合企業文化特點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要能夠針對中國不同地區的差異來制定出有針對性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還應該辯證的對待人力資源本土化管理工作，要能夠讓現代企業的文化層面不僅具有本土化特征，更要從多元化的角度來考慮現代企業文化的建設與發展，還要平衡好男性文化與女性文化之間的關系，打造出適合男女性別差異的企業文化，不僅可以迎合男性成員的文化需求，還應該充分考慮到女性成員的文化需求，有利于真正提升企業員工的自我價值。因此，直到現在，泰國文化中還保留有中國一些幾近消失的傳統文化。
其次，中國文化也對泰國文化產生了不容小覷的影響力。泰國國內中國文化的表現是非常令人吃驚的，有很多泰國華人與泰人混居在一起，有些泰國華人仍然保留有中國傳統的春節節日習俗，并在泰國僑居的過程中，也把中國文化融入到泰國文化中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文化是現代泰國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它影響到泰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說，中國文化在宗教方面對于泰國文化的影響來說，主要就是具有明顯中國文化特征的大乘佛教對于泰國佛教有著巨大的影響，中國觀音與泰國觀音都是女性形象，中國的彌勒佛形象與泰國彌勒佛形象也較為類似。中國語言文化的包容性與豐富性也讓泰國語言詞匯不斷地發展壯大，一些泰語詞匯與中國漢語發音一樣，尤其是與中國廣東潮汕話一致。中國文學也推動了泰國文學的發展。當然，中國文化對泰國文化的影響，還表現在日常生活、民俗民風以及建筑等方面。
參考文獻：
[2]任一雄.傳統文化的張力與泰國威權政治的前景[J].學術探索，2002（2）
淺談泰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差異與互補 篇2
摘要：
二十世紀初，美國本土漢學家費諾羅薩發表關于漢字的長文，而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華裔漢學家劉若愚對費諾羅薩關于漢字的同一觀點先后兩次作出態度迥異的評判。劉若愚與費諾羅薩的“漢字”邂逅顯現出劉若愚漢學研究注重深層次對話與傳播中國文化的學術訴求，對此一學案的清理與細繹對當下國內的海外漢學研究以及中國文化“走出去”均具重要啟示。
關鍵詞：
劉若愚；費諾羅薩；漢字；海外的漢學研究；中國文化“走出去”
海外漢學，作為國外學者研治中國文化的一門學問，因與中國國內的學術研究有著共通之研究對象，故可視為中外文化交通、中國文化海外傳布的重要路徑。國內學界對海外漢學的觀矚較早如莫東寅之《漢學發達史》，然系統與規模性的爬梳與研治則當肇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文獻譯介始，而后步入學術史梳理階段，進而在堅守“本土意識”基礎上初步嘗試與海外漢學展開對話。但如何有效地進行對話，繼而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國家戰略下推進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此無疑是當下海外漢學研究所亟須回應的問題。藉于此，本文嘗試以劉若愚與費諾羅薩關于漢字的“二度邂逅”為個案，揭橥這一學案對于國內的漢學研究以及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某些啟示。
一、二度邂逅的過程描述
劉若愚（JamesLiu，一九二六—一九八六），美國華裔學者，早年負笈海外，后寓留美國高校任教；歐內斯特費諾羅薩（ErnestFranciscoFenollosa，一八五三—一九○八），美國本土漢學家、東方學者。二者同為二十世紀知名漢學家，但生命軌跡并無交疊，此處“二度邂逅”是指劉若愚對費諾羅薩文中所提出的關涉漢字的同一漢學觀點先后兩次態度迥異的評斷。費諾羅薩長期旅居東瀛，在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以及東京高等師范學校講授政治經濟學、哲學與英國文學。與此期間，亦致力于探究中國和日本的傳統藝術，并曾在日本漢學家森槐南（KainanMori）指導下研習漢語與漢詩，希冀為西方文學藝術尋得某些東方資源。正如著名意象派詩人龐德（EzraPound）所言，“他的頭腦中總是充滿了東西藝術之間異同的比較。對其而說，異國的東西總是頗有裨益。他盼望見到一個美國的文藝復興”。
費諾羅薩通過對東方文藝差異性現象的觀照，試圖探尋一種訴諸于視覺的形象語言，抑或說是一種視覺詩，從而使得讀者可以自由體驗藝術家的獨特匠心。在費諾羅薩觀來，藝術需要的是綜合思維，而非西方的分析性思維。綜合性思維不需要抽象語言，而是需要一種包孕性的語言；一些富于趣味、意義雋永的語詞，其中心充荷著豐富的意義，一如原子之核，爆發后向廣袤無垠的的四周放射光輝。在費諾羅薩看來，西方的拼音文字由于受制于語法、邏輯等要素，故而過多地重于分析與抽象；而漢字作為表意文字，卻包含有一個栩栩如生、可觸可見的感性世界，本身即是一首天然的詩。于是在臨終前不久，費氏寫下了題為《作為詩歌媒介的漢字》（TheChineseWrittenCharacterasaMediumforPoetry）一文，對漢字的所謂“形象化”大加稱道，指出“漢字的表記遠不僅僅是任意的符號，其基礎是記錄自然運動的一種生動的速記圖畫（shorthandpicture）”，自然是不斷運動的，因此漢字呈現的是自然物體運動的圖畫。費氏進一步舉例說，意為“說話”的表意字“言”，是“一張嘴”，有一個“二”字和一團火從中飛出；而意為“困難地生長”的表意字“芚”，是“一棵草帶著盤曲的根”。尤其是，當我們從單純的起始性的圖畫進到復合字時，這種存在于大自然和漢字中的動詞品質，便更為引人注目，更加富于詩意。在這種復合中，兩個事物疊加并不產生第三物，而是暗示兩者之間一種根本性的關系。例如，意為“集體用餐伙伴”的表意字“伙”是一個人加一堆火；“春”字的字形顯示了太陽底下萬物萌發；“東”表示太陽的符號絞纏在樹枝中。“男”是“稻田”加上“力”；“洀”是“船”加上“水”，水波。
費諾羅薩此文及其他一些手稿后由其遺孀交付詩人龐德整理，發表在一九一九年的《小評論》上；一九三六年，龐德又在此文前附寫了一篇簡短的前言，將之以單行本形式刊行。經龐德大力扇之，費氏這篇文章成為蠻聲文壇的名文。經由詩人龐德的介紹和推廣，費氏的觀點對英美詩人和西方學界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同時，也招致了一些學者的批判，如華裔漢學家劉若愚。漢字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漢語的構詞原則和句法結構，從而影響到漢語的表達方式，鑒于漢字在漢語乃至中國文化中舉足輕重的地位，在《中國詩學》（TheArtofChinesePoetry）一書中，劉若愚指出以東方學者費諾羅薩和詩人龐德為首的西人對中國漢字的認知存在著嚴重誤讀。他說，漢語使用的是方塊字，而非字母組合成的'單詞，這的確是漢詩的一個顯著特點，但是在西方讀者心目中形成了漢字皆為象形的，抑或是表意的成見。這一誤讀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費諾羅薩和龐德的影響。
為批駁費諾羅薩與龐德的舛誤，劉若愚考察了漢字結構的規律。傳統的漢字構成有六條原則，即所謂的“六書”（thesixgraphicprinciples）。劉若愚指出，在所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書中，最后兩條原則“轉注和假借”是已有漢字的擴展使用，而不關乎新字的構成。這樣，事實上，有關漢字結構的只有“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條基本原則。因之，與此相應地亦可分為四種主要類型：純粹象形字、純粹表意字、復合表意字以及復合表音字。屬于前兩種類別的漢字為數不多，但由于它們所表示的或者為普通的物體（如日、月、林、木），或基本的概念（類似數字、上、中、下等），故而易給西方人以錯覺，似乎它們不在少數。其實，漢字的絕大部分屬于帶有音符的最后一類。即使那些起初是依據象形原則所造之字，大多數也失去了其象形的特征，它們現在的字形與其所代表的事物相似之處已所剩無幾。據此，劉若愚指出，費諾羅薩所持的觀點“是錯誤的”。即是說，將漢字視為自然運動的速記式圖畫的觀點是對漢字的嚴重誤讀，因為大部分漢字都包含表音的成分。
然而吊詭的是，在時隔二十五年后的絕筆之作《語言—悖論—詩學》（Language—Paradox—Poetics）一書中，劉若愚卻陡然改變了先前的看法，并為費諾羅薩“翻案”。劉氏說，中國古代“人文（文字或文學）對應于自然之文（圖文、結構，包括星座、地形構造、動物之皮毛花紋），二者皆為宇宙之道的顯現”。在該書中，他以為中西語言之間涇渭分明，并反而盛贊費諾羅薩直覺到漢字在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之外，提供了另一種選擇：與西方哲學不同，中國的思想家與作家，包括道家，均未將寫作視為對口語的模仿，故而也就與“語音中心主義”（phonocentrism）剝離開來。
劉氏認為中國作家通常并不著意區分口語和書面語，即便區分亦是傾向于后者。與西方存在的“語音中心主義”相比，中國對于文字的偏好或許可稱為“書寫中心論”（graphocentrism）。劉氏本人亦意識到這一評判與其早前對費諾羅薩的詰難大相徑庭，但其堅持認為這與其在《中國詩學》中所表達的觀點并不矛盾，只不過“由于情況的改變，我的重點有所轉移。我當時強調并不是所有的漢字都是象形的或者表意的，大多數漢字都包含著一個語音因素；而我現在強調的是，并非所有的漢字都包含著語音因素，人們可以不知其讀音而知其意”。
二、二度邂逅的時代動因與理論啟示
劉若愚對費諾羅薩評判態度的逆轉以其自己的話說即是“由于情況的改變”，彼一時也，此一時也。那么“彼時”與“此時”又分別是何時，又是何種時代動因驅動劉若愚學術注意力的遷移？對這一問題的解析之于尋繹與海外漢學有效對話的相關策略，進而對于推動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頗具啟發意義。
三、“海外的漢學研究”概念的引出
由上述個案可細繹出三個相關性概念，即“海外漢學”、“海外漢學研究”和“海外的漢學研究”，對于后兩者尤需在此做一厘清。“海外漢學”如前文所言，是指國外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研究，這一說法目前國內學界基本達成一致，似毋庸喋述。而對于“海外漢學研究”，有學者認為指的是“我們對于海外中國文化接受程度的評估層面”。此處“我們”顯然是對中國國內學者而言，如此即所謂“海外漢學研究”是中國國內學者對海外中國文化接受程度的評估。在此一界認中，因將研究主體囿于“我們”，故恐失之周全，因其忽略了海外漢學研究中的另一支重要構成部分——“海外的漢學研究”。漢學研究史表明，“海外漢學研究”以地理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大板塊，一塊即所謂的“我們對于海外中國文化接受程度的評估”，即“國內的漢學研究”；另一塊即海外以漢學家和國外其他相關學者為主體的學術群對漢學研究成果的評估，我們可稱之為“海外的漢學研究”，這是一份目前尚不為我們所關注或者說國內學界尚未清晰意識到的重要學術資源。事實上，海外的漢學研究歷史久遠，成果豐贍。可以說，海外漢學一經誕生，其后便在海外出現了漢學研究。具體言來，海外漢學家在同行間常開展以書評、論著或論戰為形式的學術互評。某一觀點被提出后，會在海外漢學界內部引發贊同、反對或修正的聲音，此方面的例子甚夥，自不待一一枚舉。單以文學研究領域觀之，名盛者如捷克漢學家普實克與美國華裔漢學家夏志清圍繞后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所展開的論爭；名不甚彰但意義亦重大者如本文所論之劉若愚對費諾羅薩漢字解讀的批判。漢學家具備相關學科的深厚學殖，游弋于西學與中學間，且兼具獨特的外語優勢，而這些學術品格正是我們國內海外漢學研究者所匱乏或欠缺的，故而他們的漢學研究與傳播中國文化的能力較之于目前國內同行在成熟度與有效度方面頗能勝出一籌。這可由劉若愚對費諾羅薩的批判窺得一斑，而其中所體現出的深度對話意識與提升中國文化國際地位的價值訴求，尤其值得國內漢學研究者引為借鏡。
總之，海外的漢學研究、國內的漢學研究與中國文化“走出去”三者間存在著緊密聯系。而實際上，海外的漢學研究對應于海外漢學，在地域上可大致劃分為英美、歐陸、東亞、蘇俄、澳洲等五大板塊，細考各板塊內部或各板塊之間漢學家或相關學者圍繞漢學成果所展開的學術批評，非但可以提升當前國內的漢學研究水準，進而可為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尋得可行性策略與方法，此無疑應引起當前國內漢學研究者應有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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