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文學思想的認識及再思考論文

　　無論是身處學校還是步入社會，大家都有寫論文的經歷，對論文很是熟悉吧，論文是進行各個學術領域研究和描述學術研究成果的一種說理文章。相信許多人會覺得論文很難寫吧，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魏晉文學思想的認識及再思考論文，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魏晉文學思想的認識及再思考論文 篇1

　　摘要：我國古代文學是我國悠久的歷史發展中占據了重要的意義，尤其是魏晉時期的文學思想，與其他朝代的文學思想相比，更具有一種全新的文學特點。在魏晉文學發展的過程中，將文學創作轉變為個人的藝術活動，在進行文學創作的過程中更多的融入自身對于生活的感情;然而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即文學思想本身的開放性質問題。因此，文章通過對魏晉文學思想進行詳細的分析，從而對其進行文學思想現象的再思考。

　　關鍵詞：魏晉文學;再思考;思想認識

　　隨魏晉時期的文學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學發展史上的創新時期，其中創作的文學作品在后世中也廣泛流傳。魏晉時期的文學思想對后世來說據有十分重要的探究意義。因此，筆者在文章中對魏晉時期的文學思想內涵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將其對我國悠久文化歷史的積極影響進行有效探究。

　　一、魏晉文學的背景概述

　　在魏晉文學發展的過程中，西漢文學對其的影響也占據了十分重要的意義。漢賦作為兩漢的主要文學形式，是繼《詩經》《楚辭》之后的一種更加新穎的文學形式。先秦時期屈原的《楚辭》以及西漢文人司馬相如名作《子虛賦》在文學發展的悠久歷史中，對魏晉時期文學的發展都提供了一定的發展條件。

　　因此，文學思想發展到漢末時期，漢末建安帝時期，由于此時的政權已經有曹操開始掌控，漢朝在此時已經有名無實。在這期間，文化形式已然發生了基本的變化，由于受之前漢賦等眾多文化形式的影響，魏晉時期的文化思想逐漸出現了新形勢。

　　二、魏晉文學思想的認識與思考

　　我國文化源遠流長，從《詩經》發展到《離騷》，再逐漸發展到漢賦中的《子虛賦》等，均為魏晉時期的文化發展奠定了優良的文化基礎。由于各個時期的文化形式各具特色，因此，魏晉時期的文化形式與之前相比也存在形式上的區別。從廣義的魏晉文化含義來看，魏晉時期的文化形式在形式上更有一種往而復始的特質。可以體現在漢末建安帝時期的文學形式與漢朝初期更具抒情氣息，而經后來兩晉時期的文化洗禮，隨后的南朝文學形式更具抒情氣息，文學內容上更講究以情代理。但此抒情卻不是文學歷史的周而復始，而是在傳統形式上添加更加新穎的內容，從而形成新的文學形式。例如曹植的《七哀詩》中所說：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余哀。

　　借問嘆者誰?言是宕子妻。君行瑜十年，孤妾常獨棲。

　　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

　　愿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曹植在《七哀詩》中將自己比作“宕子妻”，將被遺棄婦女的悲慘遭遇用于比作自己在政治生活中被排斥的情況，將思婦與丈夫之間的離別比作自己與兄長曹丕之間的疏遠。曹植在詩中嘆息自己與兄長之間逐漸疏遠，用“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諧?”“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比喻自己與曹丕之間日漸懸殊的差距。同時在詩的結尾處，曹植以“愿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表達自己對國家的衷心，同樣在言語之中也無不表露了曹植內心的悲涼。

　　曹植所創的文學作品，多數都以漢末的建安為分界線，在建安前期，曹植正處于青年，曹操對這個滿腹才華的兒子更是寵愛。因此，在建安前期，曹植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字里行間無不流露著無憂無慮、躊躇滿志的情感。然而后期曹操逐漸對曹植失去信心，將目光逐漸轉為曹植的兄長曹丕，立他為嗣，曹植的心境也逐漸由前期的無憂無慮轉為心灰意冷。

　　三、魏晉文學對后世文學思想的影響

　　從漢末建安時期開始，魏晉文學便開始發展，發展到晉朝時期，由于司馬氏擅權，荒淫無度、貪戀酒色，在朝中大肆屠殺，導致晉朝時期的文學名士多數十分凄慘。因此，與建安時期的魏晉時期文學相比，晉朝時期的文學并不是詣在宣揚政治思想，更多的是在文學形式中感嘆內心憂傷的心境。因此，魏晉時期文學對后世文學思想的影響，多半是在精神層面的影響，在詩中將理論與情感進行結合，使文學思想變得更加深遠。

　　四、結束語

　　因此，在魏晉時期的文學思想中，除了對前朝文學形式的傳承，在發展自身文化形式的基礎上，對后世的文化更加奠定了基礎，在文化發展的悠久歷史上為我國文化傳承增添了靚麗的色彩。

　　魏晉文學思想的認識及再思考論文 篇2

　　論文摘要：中國古代文論中的“虛實”范疇源自老莊論“有無”，在魏晉六朝時期經玄學之爭實現了由哲學、美學領域向文學和藝術領域的重大轉化，并在玄學思潮、言意之爭、人物品評和文學刨作等共同構筑的場域中，內涵日益豐富起來。文學批評史中的“虛實”范疇不單來自哲學和思想史，而且與文學創作有著密切的互動關系。魏晉六朝時期的文學實踐為“虛實”含義的演進提供r肥沃的土壤。該文在論及“虛實在魂晉六朝時期的發展面貌后，以劉勰“隱秀”說與當時“永明”詩風為個案，透視“虛實”發展與文學創作的魚．動關系。

　　論文關鍵詞：虛實；創作；隱秀；“永明”詩風

　　一、關于范疇研究的文學土壤

　　中國古代文藝美學、文學理論中許多重要范疇，與古代哲學有著直接的親緣關系，是在哲學的影響下實現轉化并被廣泛應用的。古代文論中“虛實”范疇的提出、形成以及歷經千年的發展與演變，莫不與道家和佛教哲學息息相關。但古典文論中范疇的形成，其涵義的豐富與革新，又并非全部來自思想與哲學史，麗與文學創作密切相關，受著文學實踐活動這片豐厚土壤的滋潤和培育。對此，當前學界常常割裂了虛實與創作活動的密切關系，或者說對其發展、演變歷程中與不同時代創作實踐的互動關系，還研究得不夠。

　　一些學者論“虛實”時通常先從先秦哲學、美學中尋找其源頭，但恰恰忽略了古典文學創作的深厚土壤，詹福瑞認為近年來古代文論的研究“多比較重視文學理論范疇的哲學淵源，然而卻忽視了影響文學理論范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即文學創作的現實基礎。其實這種忽視是很不應該的，毋寧說是對理論與實踐、文論范疇與文學創作的一種割裂。黨圣元先生談到:“以文學創作為核心的文學現象，是文學理論認識的對象。比起哲學范疇，文學創作對文學理論的影響似乎更為直接、更為具體。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許多問題，多從歷史與現實的文學現象中歸納總結出來，建立在創作實踐的基礎之上。”應該說，哲學思想和文學創作同時置身于時代政治、社會思潮和士人生活共同構成的個文化場，它影響著某一個文論范疇的內涵與發展，只顧及一方必然會產生偏執。

　　虛實范疇是古代文論中一個異常復雜而又極具民族特色的元范疇。其含義在千年演變中不斷擴大、增生，具有極大的派生可能性，并作為一種藝術表現手法被廣泛地運用于各種藝術門類。胡立新等人曾對其多重不同義項進行過系統而詳實的盤點，著重評析了其中八種常用義項，但這只是種橫向層面上的歷時性總結。文論作為對文學活動的一種總結，作為對文學思想的一種提煉和升華，也是一個不斷深入的進程。“虛實”范疇由于打上不同時代哲學思潮、時代精神、審美心理或文學創作的印記，在不同時期有一個不斷充實、完善和改造的過程，在不同階段的含義指向是有所側重的。在魏晉六朝時期，隨著玄學之爭與文學創作活動的繁榮，虛實范疇實現了由哲學、美學向文學、藝術范疇的重大轉變，偏重于創作中的情景關系、主體素養與構思心態等。這里，筆者著重談談在魏晉六朝時期虛實范疇的產生發展及與當時文學創作的互動關系。

　　二、“虛實”在魏晉六朝發展原因探秘

　　道家哲學對“有”與“無”的認識直接構成“虛實”范疇的最初淵源。《周易》陰陽觀具有涵蓋萬事萬物的最高抽象符號的意義，它開啟了虛實的辯證思維，也賦予了其詩性特征。在虛實范疇真正廣泛運用于文藝領域之前，還存在一個由哲學、美學到文藝、文學的轉向問題，這是虛實發展史上至關重要的一步。這種轉變就發生在魏晉六朝時期，是直接由魏晉玄學論爭引起的，并且在實現這種轉變之中和之后，人物品評、言意之辯又為之注入了新的內涵，使虛實內涵在此階段大放異彩，呈現出全新的格局。

　　(一)玄學思想促進虛實由哲學、美學向文學和藝術領域轉變。漢魏時期，因政權更迭頻繁，斗爭黑暗激烈，兩漢經學也隨著漢帝國的崩潰而衰落了。士人們在激烈的社會變革面前生死無常、得失驟變，思考了許多新的問題，在哲學本體論、社會倫理觀、人與自然的關系等方面，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而魏晉玄學正是這一時期形成的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其核心是老莊學說，主張順其自然、清靜無為的老莊思想，尖銳地否定儒家綱常倫理，鄙視塵世間的沽名逐利、爾虞我詐，并以“心齋”、“坐忘”之法作“無待”之游。

　　玄學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人，他們論證了本末、有無、言意等問題，把哲學上升到純粹思辨的高度。尤其是其中有無、言意等范疇的討論，極大地充實了虛實范疇的含義，導致了虛實范疇由哲學美學向文藝、文學范疇的重大轉變。玄學思想的發展前后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其中以何晏、王弼為代表的貴“無”思想則將宇宙生成這一問題放在哲學、美學的層面來探討，這對虛實范疇由哲學向美學、文學轉變產生了重要影響。莊子論哲學總在努力地拋棄“有”而專注于“無”，正是在這點上，他比老莊走得更遠。這使中國后世文藝創作及批評相對地更加重視對虛境的營造和品味。

　　(二)人物品評引發的“形神”、“氣韻”范疇對“虛實”的啟迪。人物品評的淵源和發展，非本文所論，這里集中探討它在魏晉六朝時期對虛實發展的影響。雖然先秦時期人們將人物品評運用于相書，以對人物的禍富、壽天等進行評論、預測或議說，具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其中已包含將人物的內在精神(虛)同外在形體相(實)相聯系的合理內核。東漢時期，由于選舉、提拔、任用人才的需要，人物品評正式成為一種有意識的社會風尚，并因曹操倡導和影響，實現了由重“德”向尚“才”的重大轉變。劉劭作《人物志》，分析了人的筋、骨、氣、色、儀、容、言(可見、可聽之“實”)與內在智慧、德行、情感、個性(憑借意識、心靈和思維等感悟的“虛”)的關系。自何晏始，人物品評便迅速從鑒別、任用人才的政治需要轉向對理想社會、人生意義與價值、人物個性與才能的哲學探討和審美品評，并且在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一大批玄學家的推動和踐行下，人物品評開始帶有與追求理想人格和生活態度相聯系的審美性質。

　　這種品評人物的“神鑒”法，器重人的內在神和理(虛)，而不太在意外在的形和名(實)。要求憑借形，但又不局限于形，而須于凡形中見出奇神來。《世說新語》品評、識鑒人物尤其注重風神，當時在對“人”的審美鑒賞和評價中對“虛”(人物神韻之美)是異常地器重，這不僅影響到當時文學創作和品評，還波及繪畫等藝術領域。這是一種非常富有價值和意義的轉向。可以說，自此以后，中國古代藝術家乃至一般士人都在魏晉六朝開拓的“虛”之美中進行不斷探索，熔鑄著他們的創造精神和生命追求，寄托著他們的人生理想和藝術境界。

　　而魏晉六朝“氣韻生動”的命題要求繪畫生動地表現出人的內在精神、氣質、格調、風度，賦予藝術對象一種生命運動力，必須有某種“虛”之美，“虛”之況昧，而不在于外在環境、事件、形狀、姿態的如何鋪張和描述，太“實”則作品缺少個性、張力和靈動。這對當時虛實含義的更新有一定的.影響。不過，“虛實”當時在兩個層面上涵蓋了“氣韻”、“神韻”以及“形神”范疇，或者說其涵義有主體才情素養和欣賞詩味虛美兩個層面。

　　(三)言意之爭引發對“虛實”內涵的拓展。在王弼“貴無”的哲學思想中，語言論意義的言意之辯又與本體論意義的有無之辯相輔相成。言意之辯引發藝術家對意的不懈追求，又為這一階段虛實范疇中創作主情思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玄學在認識論上足以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為基本方法的。王弼關于“言一象一意”三者關系的論述源于莊子的“得意忘言”論，但又融合了易傳的“立象以盡意”之說。“王弼的明象把玄學的貴無引到文學理論中，直接帶來了文學理論的得意忘言以及重神輕形”。這為魏晉文論家總結創作中如何處理好外物攝取(象)與情感傳達(意)，即當時“實”與“虛”的關系，如何生發出一種“味”來，從哲學的層面提供了理論先導。

　　可見，虛實思想在魏晉六朝時期的形成和豐富，是得益于玄學思想、人物品評、言意之辯形成的磁場的共同作用。玄學之爭根本一實現了這一范疇由哲學、美學向文學和藝術領域的重大轉變。并且，玄學思想中言意之辯促使人“忘言”后去捕捉“意”，及人物品評思潮誘導下的重神輕形等，都極大地開肩了“虛”的范圍，部分元素被虛實思想吸收后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這對當時乃至后世的文學創作、美學思想等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三、“虛實”在魏晉六朝的發展及表現

　　經玄學思想的蔓延和傳播，虛實在魏晉六朝有了全新的變化，實現上，上述轉變后，其內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實和提升，這與這一階段文學的全面覺醒，以及在哲學與美學思想影響下日趨走向繁榮的文藝創作密不可分。虛實的發展得益于當時各種復雜而激烈的社會思潮和文藝態勢對陸機、劉勰、鐘嶸等文學批評家的激發和啟迪，他們先后對“實”景與“虛”情等等關系進行了敏銳的探討和及時的總結，對文藝言志、抒情特征作了深入的挖掘。虛實范疇在魏晉六朝時期的具體含義，著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指向作家的精神、人格修養和創作心理狀態，重點論及創作主體層面。“實”即充實，是指人生閱歷的廣博和學養的富足；“虛”指虛懷若谷的胸襟(心空、不拘、空闊等)，又指能忘懷塵俗的虛靜心理(守雌、心齋、離俗、離欲等)。

　　虛實論的此種涵義在先秦至漢階段就有了萌芽和端倪，只是魏晉六朝時期才被理論家正式鮮明歸納總結出來。劉勰在談文藝創作的“神思”說時即是辯證地看待這種虛實關系的。“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神思》)。作家在創作伊始，必先有一定的心理基礎，既要虛靜養心，“虛而待物”，清除心里的成見雜念，使精神純凈，才能達到最全的認識，義要積學明理，對人生閱歷悉心體察，以獲得充實的學問積養。這兩方面結合才能“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窺意象而運斤”。劉勰是從儒、道兩家的思想中辯證地吸收了儒家重“實”的精神和道家尚“虛”的傳統，結合起來看待文藝家的精神修養，尤其是需要具備一定的視野、閱歷、經驗與學養等。

　　二是指向景物、物象與情思意理。這是從文藝作品內容的主客關系上著眼的，“實”指外界的人事景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是有形的、具象的；“虛”指情思意理，體現于人的意識心靈，抽象或朦朧的，是無形的。這里，虛實論與情景論有著交叉的涵義。或者說，虛實關系即指情景關系，化景物為情思即是虛實交融的表現。

　　陸機在《文賦》中稱“詩緣情而綺靡”，只講情，不言志。大膽地突破了諷刺教化文學的“言志”文學觀，以情感作為文學的根本，從根本上肯定和激賞文學中的“虛”，為虛境爭取了一定的空間和領地。其“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又看到了作家悲喜會因外界四時實景的變化而不同。劉勰在《物色》篇中進一步發揮了陸機“感物緣情”說，更為細致地描繪了四時景物的變化怎么激發了詩人的情感，從“情以物遷，辭以情發”的觀點看，他始終兼顧了“虛”與“實”的二面。鐘嶸論“物感”說時將“物”由自然實景的視域擴大到了種種社會現象，對“實”的認識又更進了一步。

　　要之，魏晉六朝時期批評家從創作表現的情和景、意理與物象兩方面的關系處理中討論虛實問題。

　　四、“虛實”與魏晉六朝文學創作之關系

　　魏晉六朝時期的文論虛實連同，如情景、形神、言意等，相關范疇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這種繁榮是建立在文學創作活躍基礎之上的。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是典型的亂世文學，主題關乎生死、游仙和隱逸等方面，是士人作家內心苦痛和掙扎的自然流露，他們對人生的短暫、生命的脆弱、政治的殘酷、命運的坎坷溯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有了全新而深刻的感悟，也奠定魏晉六朝文學悲劇性的感情基調，正是這種感悟、思緒、情感和體驗的傳達構筑了虛實內涵中“虛”之維。伴隨著對傳統禮法、名教的懷疑和否定之風，崇尚自然在文人身上程度不同地表現為蔑拋世俗、放誕不羈、順任情性，表現為對個體人格尊嚴、個性自由、理想家園的執著追求。這是一個魯迅所說的“文學的自覺的時代”。文人賦予文學以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首次將文學放到了與立功、立德同等的地位，肯定了文學獨立存在的不朽價值。而且文人開始擺脫儒家的文學功利觀來從事創作，由日常生活到作品內容，形象刻畫等，都表現出對個體人格、尊嚴、情感、個性、自由等的強烈追求，各自的創作呈現出不同的個性特征和美學風貌來。這些都標志著一個藝術風格和流派多樣化時代的到來。這一階段，文學擺脫了儒教“止乎禮義”的束縛與麻醉，以及“溫柔敦厚”之風的單一和刻板，日益體現出賞心悅目、抒情言志的審美特點來，獲得了自身存在的獨立價值。

　　作家人格的覺醒、個性的張揚和文學創作的繁榮是引發眾多批評家進行總結和探討的前提，極大地誘發了他們(其自身也是詩人，這種雙重身份是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繁榮和文論繁盛的先天優勢)對此進行深入的研究，以進一步引導當時文壇良性發展，同時也為后世提供師法的楷模。魏晉六朝文學創作的整體格局，是這一階段文學批評得到長足發展取得極大成就的重要土壤，是誕生單篇作家作品評論(如曹丕《典論·論文》)或系統理淪著作(如劉勰《文心雕龍》)的前提條件。并且，這種關乎作家主體的人格精神、氣質個性和對時世對人生抒發的復雜情感是虛實含義多元化產生的基礎。

　　正是社會背景、時代精神和審美風尚等對文學的繁榮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為虛實思想準備了溫床。那么具體到這一階段的文本和創作呢?縱觀魏晉六朝近四百年的文學創作，一部《世說新語》便是他們言行、思想和心靈的折射。他們在反叛和懷疑中，在失望和憎恨中，在蔑視和怠慢中，散發出一種昂揚的激情和鮮明的個性。

　　這一階段作品數量與種類之多，從《文選》可見；詩人數量之眾，從《詩品》可見；文體的繁多，流派風格的多元化，從《文心雕龍》可見。這些繁榮的文壇局面為理論的產生提供了基礎，加之玄學思潮的勃興，士族的興起和對山水的發現，為虛實等大批范疇的催發提供了契機，注入了血液。故陸機、劉勰論虛實之緣情，不單作為詩人身份，就是面對當時大批既有的創作成果，是有總結的可能和必要的，是有親身的體會和感受的。參差不齊的創作格局，個性化詩人的成批涌現，各具特色的魏晉風度等等，所有這些都為劉勰探討詩人的學識素養，為陸機總結創作的過程，為他們理清自然物象與人的情感，情感與表達之關系等，奠定了基礎。

　　綜上所述，理論界對虛實范疇涵義的充實、完善和總結，是深深根源于創作實踐的，是緊密結合于文學活動的。離開了創作的土壤，這朵色彩艷麗的花兒不可能開得如此茂盛和鮮艷。探討虛實不能單從理論層面人手，事實上虛實論的內涵從來都是與創作實踐緊密結合的，這在唐宋時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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