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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更為極端，甚至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對于錢帛甚為貶斥，認為有“仁義”便可穿好衣、吃好飯。
當所有人都在貶低財富、提倡仁義道德，那些窮人便可以安分守己的繼續窮下去，哪怕付出了無數的辛勤勞作，卻也吃不飽一頓飯，而富人則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財富，讀書立說、繼續那一套“窮得認命”的歪理邪說……
而這一切之根源，在于古代對于財富之認知。
古人對于“財富”之概念，認為天下財富恒定，有人多取一分、則有人必然少取一分。
《道德經》說“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其義乃國家當讓利于民，不可與民爭利。
在生產力低下、財富流通幾近于無的年代，有此認知可以理解。
但是當國家庫府充盈、民間財富橫流的大唐，依舊操持著儒家用以治世的那一套，不是蠢、就是壞。許敬宗素來自詡“言利之小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如何看得上儒家口是心非的那一套？追求道德仁義沒有錯，但誰騙天下人仁義比利益更重要，那就不對了……
孔穎達看了許敬宗一眼，道：“君子恥于言利，非是君子不知利之好處，而是要以此引領社會風氣，如若君子言必稱利，則天下人趨之若鶩，仁義道德何存？”
他口中之“君子”，非單指道德君子，而是與孔子口中之“君子”一樣，是指廟堂之上的統治階級。 “小人”也非是“道德低下之人”，而是接受統治的尋常百姓。
身在廟堂之上者，要引領風氣，使天下人知曉“義重于利”的道理，如果統治階級宣揚利益為重，則勢必再無人言仁義道德，一個只重利、不言義之社會，自然人心混亂、秩序動蕩。
許敬宗雖從不自認儒家子弟，但儒學造詣卻不低，可卻不敢與孔穎達辯論，對方無論學術、地位、威望都遠超于他，如何辯得贏？
“我非在意義利之辨，只在乎以往那些錯誤的財富理論，要以事實告知天下人，財富是創造出來，當舉國上下辛苦勞作，農業、商業等等任何方式都會創造財富，財富或會增多、或會減少，絕非恒定不變！”現在很多官員已經逐漸意識到，當財富作為銅錢埋藏在地窖里，這些財富等于零，毫無意義，而當財富流通起來則會出現變量，甚至會在原有的基礎上實現增值，簡而言之，當財富流通加劇，會越來越多。所以很多人開始諫言，國家的府庫、皇家的內帑都不要囤積大量錢帛，而是要將其盡快花出去，無論通過何等方式，只要財富流通加劇，整個帝國都會因此受益。
這就是當下朝野上下之主流矛盾，非是“義利之辨”，而是“財富恒定不變”與“財富流通增值”兩個觀點之間的對立。
或曰保守，或曰激進。
是兩種思想之對撞。
孔穎達搖搖頭，道：“如你所言，將天下財賦之狀況調查整理、細究財富之真相或可行之，但不管真相如何都不必公之于眾，有些事情即便是對的，卻也不宜大肆宣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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