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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簡單粗暴的收稅方法當然會有弊端，而且已經暴露了出來，那就是大小船只一體納稅，大船就比小船劃算，所以目前駛入各大港口的，基本都是大船，小船、漁船，根本就不敢進港停靠，寧肯在附近外海進行海上交易，也不愿意到港口貿易，因為進去交一次進出港稅后，小商船就可能虧損了。

    但從效率的角度來講，這種征稅方式，何嘗不是把資源留給了最有競爭力的使用者呢，大海船更有實力承擔進出港稅，才得到了港口的使用權力，小船無力承擔，就只能把這些資源拱手讓出來。

    固定商鋪稅的征收還沒出現弊端，但可以想象肯定會出現一些弊端，比如因為同樣長度的商鋪門臉，就繳納同樣的稅額，所以商家更愿意做利潤最豐厚的生意，導致那些薄利、微利的行業無法維持。久而久之，最優質的商業地段，就會把低利潤的行當趕出去。最優質的商業資源，會配置給最優質的行業。

    周瑯想過這個問題，所以他當初跟荷蘭人進行創制稅制討論的時候，并沒有說不會開征交易稅之類的稅種，只是告訴他們暫時沒有條件開設。那些分門別類的交易稅，其實就是一種商業之外的調配手段。比如對高收入行業，征收較高的交易稅，低收入行業，征收交底的交易稅，這樣調整之后，利潤率不同的行業，才有可能位于同一個商圈。

    這雖然不符合效率之上的商業配制法則，可在其他方面卻有相當大的意義。比如有一些利潤很低，但卻離不開的行當，一條街上總得需要飯館、理發店之類的低利潤服務行業，如果不用稅率調整，那么昂貴的商圈中，就會充滿高效率金融業，飯館、理發店之類方便民生的行業，只能被擠進犄角旮旯里去，效率是出來了，人卻活的不太舒服。

    不過這都是以后要考慮的問題，周瑯現在還沒有足夠的人才儲備去執行這些事，已經培養出來的稅官們，最多做到基于簡單稅制的基礎上，覆蓋福建所有州縣。

    于是在嘉慶元年清明時節（1796年），周瑯強力推動的商稅制度在福建全省鋪開，也包括周瑯控制的臺灣的鳳山縣，從建制上來講，鳳山縣就屬于福建管轄。

    對周瑯強行通過的征稅方案，王輔茞是不滿意的，但他確實無法阻擋。為此他是很不滿的，但他這個人很有意思，有的清高文人，對自己服務的君主或者幕主不滿，有時候是會甩袖子不告而別的，可王輔茞卻是不滿之后，馬上去做自己的工作了。

    這種態度讓周瑯很滿意，這說明在此人的認識中，是將他現在做的事情，當作是他自己的事業，而不是周瑯一個人的事業，取代滿清這件事，在王輔茞心中，至少也是他跟周瑯共同的事業，而不僅僅是周瑯個人的功業。

    王輔茞眼前的工作進度，開始轉入拉攏當地勢力，爭取取得他們的支持。

    王輔茞的剿撫并用戰略，隨著大股占據交通要地和縣城的土匪先后被清剿，剩下的土匪都是些流竄山林的頑匪，靠清剿一時很難消滅掉。如果有當地勢力的配合，清剿起來就事半功倍，甚至能通過當地勢力跟土匪集團的關系，直接詔安這些頑匪。

    由于成功在福建招募了十萬新兵，王輔茞跟當地宗族、豪強勢力建立起了一定的聯系，這也是選擇從福建招募新兵，而不是武裝鳳山縣那些更聽話的難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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