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思想文化概述

　　墨子名翟，出生于春秋末戰國初，是我國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科學家和軍事家。墨子的身份可能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識、接近“農與工肆之人”的“士”。他早年學習儒術，因不滿周禮的繁文縟節，自創學派。

　　墨子師徒組成了宗教性與政治性的社團，集體奔走于齊、魯、宋、楚、衛、魏諸國之間。孟子也不得不肯定“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子自稱“賤人”，他一生“以自苦為極”，效大禹精神。墨者集團推選出他們的首領，稱為“巨子”，成員多能吃苦耐勞，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墨家與其他學派不同，基本上是由社會下層手工工匠、刑徒、賤役等人組成。它有嚴密的組織紀律，是具有一定宗教色彩的學術團體，其成員皆布衣草鞋，生活勤儉。墨子弟子到各國去做官，也必須遵守墨家的紀律，推行墨家的主張，還要向這個團體交納一定的俸祿。墨者都能仗義執言，見義勇為，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呂氏春秋》記載：“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于天下。”可見在戰國時代，墨子、墨家學派及其思想、行為對全社會有極大的影響力，足以與孔子、儒家學派相比肩。墨儒的區別在于，墨子之學出于夏禮，孔子之學出于周禮。他們同樣都尊堯舜，同樣都有很高的道德追求，墨子于《詩》《書》之教，也頗有修養，他反對的只是形式化的禮樂。

　　墨家活動時期約近二百年，墨子之后的傳衍世系不詳。據《韓非子·顯學》記載，墨子之后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謂之“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莊子·天下》講到墨家諸派，其中有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以及各派“相謂別墨”的狀況。“別墨”是墨家學派內部分化以后，各守所見，都以自己為墨學正宗，相互呼為“別墨”。

　　墨家有“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的俠義精神，多勇武之士。墨家善于運用概念、判斷、類比推理等邏輯方法和辯論術說服或批駁論敵。墨學兼涵有“辯”“俠”兩義，其后繼承者中多有辯士與俠士。今人有墨學三派(游俠派、論辯派、游仕派)之說。

　　《墨子》之書，《漢書·藝文志》著錄七十一篇，宋后實存五十三篇，即今本，存《道藏》中。經清代學者整理和近現代學者研究，這五十三篇文章約可分為五組。第一組是卷1的《親士》《修身》等七篇，系墨家數傳弟子利用墨子某一言論論述自己的主張。第二組即卷2至卷9的《尚賢》(上、中、下)等二十四篇。這一組文章實是墨子門人或再傳、三傳弟子教育學生或駁斥其他非難墨家學說而成文的，記載了墨子主要的社會政治思想。第三組即卷10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和卷11的《大取》《小取》，共六篇。有人稱此六篇為“墨辯”，也有人認為這六篇應分為兩類：一類是墨經，即《經》與《經說》，是墨子所著所講，系《墨子》全書的綜綱和大本;另一類是墨辯，即《大取》《小取》，是墨家辯者之言。第四組包括卷11至卷13《耕柱》等五篇，為墨子言論、行跡的記錄，系墨子門人或再傳弟子所寫。第五組包括卷14《備城門》等共十一篇，記載墨子城市守備的方法，包含有兵家之言，有人認為這是在秦之墨者所作。1956年，在河南信陽長臺關楚墓中出土了《墨子》佚篇，可供參考。

　　墨子思想十分豐富，主旨乃“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其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兼愛、非攻、天志、明鬼等十大主張而言，乃以兼愛為本。墨子十事，表面上看十分矛盾，但這些治國方略是為救治列國社會病態而準備的，要因時因地制宜。墨子教導弟子，到列國去，若該國昏亂，則提倡尚賢、尚同;該國貧窮，則告誡節用、節葬;該國享樂腐化，則宣傳非樂、非命;該國淫僻無禮，則強調尊天、事鬼;該國掠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這叫“擇務而從事”。可見，此十事并非平列的，亦非同時使用的。

　　墨子主張兼愛互助。他看到當時國與國互相攻伐，家與家互相搶奪，人與人互相殘害，強凌弱、富侮貧、貴傲賤、智詐愚等一系列罪惡的社會現象，認為這些都是“天下之大害”，決心加以救治。他認為，“凡天下禍篡怨恨”，都是由于“不相愛”引起的。人人都知道自愛其身、家、國，而不愛他人之身、家、國。“相愛”指國與國、家與家、人與人之間相互愛護，所以又叫“兼相愛”，即不分人我、彼此，一同天下之利害、好惡。他以愛人若己、為人猶為己的“兼愛”思想解釋仁德，把“兼相愛”看成是“仁者”所追求的最高道德觀念。

　　墨子反對戰爭，反對虧人以自利，提倡“兼相愛，交相利”。他認為，一切災害都產生于“別”。所謂“別”，即偏愛、自私。各自從偏愛出發，虧人以遂其私，所以產生了“交相惡”。拯救的辦法是“以兼易別”。所謂“兼”，即每個人都毫無分別地愛一切人。“兼”字在金文中像手持二禾，《說文解字》釋“兼”為“并”，即隱喻平等之意。“兼愛”不同于孔子的“仁愛”。儒家“仁愛”是有差等的愛，如對父母的愛與對兄長的愛不同，對自己父母的愛與對別人父母的愛不同。儒家主張從親情出發，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強調個人生命體驗的過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最后達到“泛愛眾”“博愛之謂仁”“民胞物與”的境界。墨子的“兼愛”則是“愛無差等”，也就是說，他要求人們對別人的愛與對自己父母、親人的愛沒有差別，一視同仁。“故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這是墨子的治國之道和理想社會。

　　墨子以兼為善，以兼為仁義，其“兼愛”的背景是“互利”。“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他實際上主張“己所欲，施于人”，但從互利互惠的角度講，則融合義利，易被小生產者所接受。他勸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盼望建立一個“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的公平合理社會。這其中含有對王公大人驕奢淫佚的不滿，控訴了爭奪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表達了勞動者要求自食其力、過安定生活的愿望。當然，“兼愛”帶有絕對平均主義的原始平等思想的痕跡。

　　“兼愛”是針對攻伐而來的。因此，墨子又主張“非攻”。他首先指出攻戰的“不義”，然后指出攻戰之“不利”。墨子揭露無義的攻伐“奪民之用，廢民之利”。“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墨子譴責武力兼并的戰爭是“不義”的，其根據是對人民、百姓“不利”。

　　在“兼愛”的原則下，墨子提出了“尚賢”的主張。墨子的“尚賢”要求沖破“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的世襲制度，主張政權向“農與工肆之人”開放。他提出“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

　　在“尚賢”的前題下，墨子又設計了“尚同”的社會藍圖。他主張“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天子以下，從三公、諸侯到鄉長、里長，也都選拔賢者擔任。選出各級政長是為了克服天下之亂，克服一人一義，十人十義，自以為是，以人為非的“交相非”狀態。人們要以上級政長的是非為是非，自下而上地逐層統一，做到“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他提出“上同而不下比”的原則，反映了小生產者對社會統一安定的希望，但這種“尚同”，反對多元多樣，必然導致“伐異”。這與史墨、晏子、孔子的“和而不同”是不一樣的。

　　前面述及“非攻”“尚同”時，都涉及到墨子“利天”“同天”之說。墨子肯定意志之天的存在，認為天是自然、社會和人民的主宰，能賞善罰惡。墨子亦肯定鬼神的存在，認為鬼神能在冥冥之中監視人們的行為，能賞賢罰暴。墨子“尊天事鬼”，把宗教政治化與道德化了。他論證鬼神實有，認為鬼神有除暴安良、主持正義、威懾警戒的功能。他的“天志”“明鬼”之說，是借用超越的、神秘的力量來治理現實社會的病態，以“興利除弊”，并塑造一個合理化、理想化的社會。

　　墨子相信早期傳統宗教觀里的意志之天說，但又主張“尚力”“非命”。他認為，命定論是幫助暴君來欺騙百姓的，使百姓安于接受現實，無所作為;決定社會治亂和人們命運的，不是“命”，而是“力”。從王公大人的聽獄治政到農夫農婦的稼穡織纴，都靠各盡其力。人必“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在這里，他又肯定了人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運。

　　墨子主張“薄葬”。他認為，厚葬久喪并不能富貧眾寡，定危治亂，是輟民之事，靡民之財，足以使國家由富變貧，人民由眾變寡，行政由治變亂。同時，他又重視祭祀上帝鬼神。祭祀當然也要浪費財力、物力、人力，但墨子為什么不反對祭祀呢?這與他的“天志”“明鬼”學說有關。他必須保留上帝和鬼神作為超越的力量，控制人事。另一方面，從《墨子》一書中可以看出，當時厚葬的奢靡之風已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相形之下，祭祀的浪費要小得多。按墨子的設想和當時的習俗，祭品一般都給家人、親族、鄉里的人共享，而祭祀對安定社會人心起的作用較大。由此可見，墨子考慮問題，是從國家人民的實利出發的，因此墨子也強調“節用”。

　　墨子提出了“三表法”，即檢驗認識的三條標準：“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發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這就是要以關于古代圣王的歷史記載、老百姓的親身經驗和實際運用是否符合國家人民的利益，來判斷認識的正確與否。在這里，他比較重視感覺經驗、聞見之知，更肯定古代文獻的記載，尤其強調社會效果是衡量諸種學說是非曲直的重要標準。

　　墨子在《墨經》中肯定人們通過五官可以獲得感性認識。“知，材也”，“材”指人們的認識能力。“知，接也”，通過感官與外物相接觸產生認識。“惟以五路知”，五路，指五官，即耳、目、口、鼻、膚。“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久”指時間。這是說，人們在很長的時間內形成了的熟練技能，可以不再直接通過五官去知覺。這是熟能生巧所致，不是超感覺。

　　墨子強調“心”對“五官”得來的見聞之知的辨析察識。“慮，求也。”人有在感覺基礎之上的認識能力。他承認認識是不斷深化的。“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辨也”。分析察知屬理性認識活動，可以鑒別眾人耳目聞見的真偽，滌除虛妄，使認識上升到理性階段。這是對“三表法”的重要補充。

　　墨子主張名實合一與知行合一。“知：聞、說、親;名、實、合、為。”“知：傳受之，聞也。方不障，說也。身觀焉，親也。所以謂，名也;所謂，實也。名實耦，合也;志行，為也。”“聞知”是從傳聞或閱讀得到的知識。“說知”是通過聞知得到的材料推斷出的新知識，包含著邏輯推理。“親知”是直接經驗。“名”指名辭概念，“實”指實際事物，“名實耦”指概念與事物、認識與實際相符合。“行”就是“為”，有正當目的的行為稱“志行”。“行，所為不善名，行也;所為善名，巧也，若為盜。”他肯定知行相合一，尤其強調行為的目的要善，符合百姓之利，而不是巧言令色，欺世盜名。

　　墨家對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這些成就主要被記錄在《墨經》中。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涵蓋了數學、物理、工程機械、科學思想與方法等多方面。

　　數學方面，《墨經》給出了一系列算學與幾何學命題與定義。如說：“倍，為二也。”即原數自加一次或者乘以2為倍。又如，定義圓：“圓，一中同長也。”即圓是與中心同樣長度的線所構成的圖形。雖然這些命題與定義只是文字的表述，并無數學符號的表達，但是其所具有的抽象性、邏輯性與嚴密性，可以說代表了先秦時期最高的數學理性思維水平。

　　物理學方面，主要是關于力學、光學的內容。如墨子對于力的定義：“力，刑之所以奮也。”刑即形狀的形，指物體;奮指動，即運動。這句話是說力是物體所以發生運動的原因，這顯然來自經驗的概括，也符合力的屬性。而墨子在光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最為現代學者所重視與稱道的了。《墨經》中的光學條目雖然僅有八條，但極具有系統性、邏輯性，涵蓋了陰影問題、小孔成像問題、凹面鏡與凸面鏡成像原理及實驗等多個方面。李約瑟曾高度評價這些成果說：“比任何我們所知的希臘的為早，印度亦不能比擬。”

　　工程與機械制造方面，墨子發明了用機械力量代替人拉弓的連弩車，由轆轤、輪軸控制，據說一次可發射小矢六十枚，威力巨大。他還利用杠桿原理制造了擲車、轉射機，用來在戰爭中遠距離拋擲武器。其中擲車較大，轉射機較小，但更為靈活。它們應該是后世戰爭中使用的發石機的鼻祖。

　　科學思想與方法方面，墨家也有貢獻。墨子給出了時間與空間的定義：“久，彌異時也”，“久，合古今旦莫”;“宇，彌異所也”，“宇，東西家南北”。即墨子認為“久”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時間，“宇”包括東西南北的一切空間。在方法上，墨家的科學工作與其創立的辯學又是不可分割的。

　　總之，盡管《墨經》中只是零散地包含了一些關于科學研究的記錄，缺少類似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系統性，墨子本人也并非職業的科學家，但是，這些記錄代表了先秦時期我國科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其內容及其邏輯性、嚴密性等在我國科學史上極具特色與價值，甚至在世界科學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墨家的邏輯學體系包括“名”“辭”“說”“辯”幾部分，以“辯”統攝全體。首先是“以名舉實”。舉名，就是命名或加名。名用來稱謂實，是主觀的給予、加予。從根源上說，名由實起，名實統一在實，即必須以實正名。《墨經》并不是把“名”這個符號指向某種靜止、孤立的物件。其“名”(辭、說、辯)始終與變化著的“實”統合在一起，“實”的時空運動場制約著“名”的語義。

　　其次是“以辭抒意”。后期墨家涉及到作為判斷的“辭”或“言”的不同形式，如“盡”“或”“假”“必”和“且”等。“盡，莫不然也。”“盡”是一個全稱判斷;“或”含有特稱、選言判斷和選言推理的含義;“假”是區別于“今已然也”(實然判斷)的假言判斷。此外還有必然判斷和“且然”(將然)判斷的形式。

　　再次是“以說出故”。墨家“說”式推論的基本邏輯范疇是——故、理、類。“夫辭，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者也。”“故”是事物所能成的原因、條件和論題的根據與理由。“理”也即“法”，是指事物之理和立辭的論據。墨家邏輯推論非常強調“類”的同異。墨家邏輯的推理方式，有具有類比特點的“辟”“援”“推”和屬于一般演繹論式的“或”“假”“效”“侔”，含有選言推理、假言論式、直言的演繹論式、復雜概念推理等形式。

　　最后是關于“辯”學的基本原理。墨家在戰國時期第一次全面研究了作為邏輯科學的“辯”的問題。“辯”的原則是：“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在名、辭、說、辯四者中，“正名”“析辭”“立說”是“明辯”的基礎，“明辯”則能兼三者之能事。

　　墨學在漢代以后迅速衰微，原因何在呢?首先，墨家學說不適應秦漢以后的社會生活。張岱年、任繼愈先生指出，秦以后的社會是政治上高度集中統一的社會，它所面對的則是分散的農業自然經濟，這兩者整合得好，社會就進步繁榮。儒學思想適應并有助于這兩者的協調。而墨家兼愛思想有打破家族家庭本位之嫌，特別是墨家的組織、游俠作風和辯說特性，都不適應農業文明的大一統的社會，并會被集中的中央政府所禁止，如漢朝就打擊游俠。于是墨家文化就逐漸演變成在野的、在社會下層之間流行的思想，在社會上層文化中地位很低。

　　其次，墨家主張的以兼易別和整齊劃一的“尚同”思想，反對多樣化，不適應社會各階層表達自己的愿望，反而加劇了社會矛盾。這也就是荀子所批評的“墨子有見于齊，無見于畸”，“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

　　再次，據韋政通先生研究，墨家自身有很多缺陷使它中絕。第一，墨子去世后，墨家缺乏德業兼備的領袖，缺乏像孟、荀之于儒家，莊子之于道家那樣的大師級人物。第二，墨家組織內部缺乏民主，加上它的苦行主義、自我犧牲，使人們難以接受，其理想也很難實現。第三，墨家后世的墨俠集中在秦國，有“擁秦”的嫌疑，在知識分子中名聲不好。第四，墨家后學的有的詭辯過于微妙。

　　但墨家作為中國文化的一種基因，長久以來在民間社會仍然起著作用。在科學方面，它對魏晉時期的科學家魯勝、劉徽有重大影響。在道德方面，墨家刻苦耐勞、勤儉節約、兼愛互利思想也為我國勞動人民所繼承與發揚，其救世獻身精神和意志的磨練，構成了中華民族對理想人格追求的有機組成部分。墨家重視實踐經驗、強調踐履的作風也影響了清初顏元、李塨學派。墨子思想對我國道教的興起和農民起義都有一定的影響。

　　清代以后，隨著乾嘉樸學的興起，墨子的整理與研究漸漸復蘇。民國時期，墨子研究大盛。1904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子墨子學說》等文，闡揚墨家的宗教思想、實利主義、兼愛學說為救國的良方，指出：“今欲救亡，厥惟學墨。”

　　墨家的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意義。比如，其所主張的“兼愛非攻”，在今天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這一訴求可以說也代表了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與期待。我們制止非義的戰爭與恐怖主義，仍要如墨家一樣，提倡愛心與彼此的溝通理解，推動國家、民族、宗教間的對話，促成和諧中國、和諧世界的建構。此外，墨家倡導的勤勞節儉，在今天的中國也有重要意義。曾國藩在遺書中強調“習勞則神欽”，肯定大禹、墨子皆“極儉以奉身，極勤以救民”，他認為這是士子修身的重要途徑。今天我們提倡廉政，強調政德，反對奢靡之風，對全社會及每位干部來說，墨家的儉德與勤德都是榜樣。

　　墨子的思想論文

　　【摘要】墨子是春秋戰國時期與孔子齊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其人才標準的主要體現在“德”之核心，“義”之行為和“兼相愛，交相利”之理想三個方面。文章從墨子人才思想的理解上觀察當今人力資源管理，吸收和轉化其思想內涵，并就人力資源管理中人才的規劃，激勵，考核，理念灌輸方面進行梳理和提出啟示。

　　【關鍵詞】墨子；人才思想；人力資源管理

　　興衰資于人，得失在于教，教育創造人才，人才創造未來。作為春秋時期兩大顯學之一的墨子提出“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只有重視人才，才能達到“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1]；我國領導人也指出“人力資源是第一資源”，“科教興國”，充分說明了人力資源和教育是國家發展之根基。人力資源管理，歸根結底，就是良好的教育培養體系和人才任選程序，如何汲取傳統經典中的精華完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是當今人力資源管理者始終應該關注的問題。

　　一、墨子的人才思想

　　（一）墨子其人

　　墨子名翟，出生于春秋戰國時期（約公元前470年-前381年），創立了當時與儒學同為顯學的墨家學派。墨子作為春秋戰國之際社會下層小生產者利益的代表者，從切身實踐出發，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理想道德社會的宗旨；重視通過教育培養人才以達到改良社會的目的，并由此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標準，即培養“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和博乎道術”的“兼士”來實現賢人政治。[2]其中，辯乎言談與博乎道術是對技能的要求，而厚乎德行則是對人才品德的核心要求[3]。

　　（二）“厚乎德行”，人才選用的核心標準

　　墨子在《修身》中指出：“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什么事都有最根本的部分，對于士人來說，雖然有學問，但道德和行為才是最主要的；“善無主于心者不留”[1]，不是發自內心，那么善良的品行就不會留存下來。才學是外在的，而德行才是根本。墨子認為，培養眾多的“兼士”是一國富裕的根本，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則是兼士存在的土壤；兼愛與正義是墨子培養人才的道德核心，是墨子站在廣大勞動者的立場上提出的人人平等的道德標準，只有個人道德品質的提高，才能建立平等而良好的社會人際關系，進而要求守紀奉公，克勤克儉。其次，觀察個體身邊人的品質也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品德高低。

　　（三）“萬事莫貴于義”，人才行為準則的標準

　　“義”是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周禮》中的義是禮儀和容貌舉止的意思，《易經》中的義是適宜和適合的意思；《論語》中的義則是孔子提出的仁愛之意，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墨子認為儒家所說的“仁”之義太過空洞，于是提出，在“兼相愛，交相利”思想的指導下，以義來填充才能消除偏愛而達到真正的仁愛。墨子認為“義”就是協調人與人之間相互協作關系的最佳社會規范，其基本原則主張以協助人和有利于人為行為準則。人的歷史發展經驗也表明，人在自然中只有結合成了群體，才能改造自然，做到保存自我。“群之可聚也，相之與利也，利之出于群也”，[1]真正的利益只能來源于群體協作的力量。如果人人都堅持這樣的行為準則，那么在趨利避害的時候就會“兼相愛”和“交相利”，不會損人利己，最終都能得到實利[3]。

　　（四）“兼相愛，交相利”，賢人社會的理想標準

　　墨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集思想家、實踐家為一身的“圣人”，其賢人社會的理想標準，就是“兼相愛，交相利”。墨子所言之愛以利為標準，是在平民的立場上以是否損害了他人利益為標準來判斷贊同還是反對；與儒家不同，墨子之兼愛沒有“己”與“他”的區別，他認為正是因為儒家的差別對待，才造成了人心向背，社會動亂，因此提倡“以己度人”。此外，一切以是否得到利益為有用無用的標準，墨子也是第一人，他從“所為功，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4]引申出對他人有沒有用的標準和換位思考原則，已經成為當今人們日常生活中處處應用的一個交往原則。

　　二、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的啟示

　　（一）對人力資源規劃的啟示

　　人是組織中最具有決定性也是最活躍的資源。因此人力資源規劃在組織發展中起著最為關鍵的作用。人力資源規劃是根據組織發展目標對未來的人力資源進行分析和預測，使人力資源適應組織發展的綜合性規劃。其核心體現的是組織對人才的態度和方法，有效的規劃不僅具有先導性和全局性，還能從宏觀上對其他各項工作進行影響，指導各項工作的有效進行。墨子舉善射御之士的例子來說明如何規劃人才，“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眾也。”[1]國家要想得到某個領域的優秀人才，就要使這個領域的人才得到一定的利益，如讓他們富裕，高貴，受到尊重和贊賞，其他人看到利益就會爭相加入，使領域繁榮，自然國家在這個領域就能處于領先地位。

　　（二）對人員激勵的啟示

　　激勵是人力資源管理的主要職能之一，其主要目的是吸引和留住人才，促使其發揮最大的潛力。激勵的主要手段一般來講就是墨子所歸納的“三本”，即合適的職位，合理的權利和相配的薪酬。如果沒有相應的回報，人才就會有不信任，“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1]其中，職位和權利是屬于精神激勵，薪酬激勵則是物質手段，要想達到最大化的激勵效果，就要精神和物質相結合，把握明確性，時效性，合理性三個原則，以制度引導員工，提高工作積極性。

　　（三）對人員考核的啟示

　　考核同樣是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職能部分，是對員工的工作情況，職務升遷，薪酬分配等進行評價時的主要依據，也是建立有效激勵模式的前提條件。一般來說，評價至上而下發生，就學校來說，我國的學校采用校長負責制，那么我們所說的評價即是從校長開始，貫穿整個組織的考核，每一級的管理者都對向他負責的員工進行評價。人力資源部門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建立考核的制度和基本準則，只有制度保障才能擺脫考核因人因感情而異的困境；只有指定準則才能排除標準模糊的情況。實務中，這樣的準則是“職務說明書”或“工作說明書”，即通過對所在職位的分析，確立每個職位的職責和任職者特征的程序，一般被認為是員工雇傭的標準，也是考核員工的標準。但是，大多數單位都有行政和后勤的區別，其考核程序與方法也應有所區別。

　　（四）對管理理念灌輸和控制的啟示

　　“尚同”是墨子思想中又一重點。尚，就是向上，同，就是統一，從上往下保持一致。尚同，就是統一思想，也就是人力資源管理強調的統一企業核心價值或者企業文化，也是個人價值和道德理念的灌輸。墨子很有經驗，《淮南子·泰族訓》中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5]這就是理念灌輸的效果。他靠什么來保證理念的灌輸呢？法規，墨子看到萬物皆有法則，而社會“百人百義”所以“天下之亂”，于是提出“一同天下之義”[1]，即尚同。具體操作中，墨子做了一個假設，假設君王也是最高管理者也是最賢能的人，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來說，這個假設也是成立的，因為最高管理者若是組織內最有才能的人，那么組織的管理自然有效，就算不是，下屬也得實施和貫徹其思想；在此基礎上，墨子說，“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1]要求下屬與上級管理者保持一致。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者來說，管理者向員工清晰的表述組織的核心價值和道德、倫理和文化理念，以共同的奮斗目標，共同的利益來統一員工思想，才能最大程度的增強凝聚力，體現組織價值和目標。

　　內部情況的掌握對管理者至關重要，充分掌握信息的管理者將占有有利地位，而要想獲得最大范圍的信息，就得有通暢的信息通道。得道多助，人力資源管理的實務中，管理者在與員工互相溝通的基礎上，信息互動，讓員工以主人公的角度為組織思考，是有助于組織的團結與穩定的。一個團結融洽的集體，就可以做到“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即是上級有遺忘的隱秘的事情，下級知道后可以去幫助上級辦妥而有利于上級；下邊有積聚起來的怨恨和情緒，上級知道了就會去排除。[4]此外，也要加強控制。因為理解差異，每個人對于相同的理念還是可能出現不同的看法，為了避免模糊和走樣，管理者還需隨時提醒，不斷加強思想和行為的控制，要求下屬“上同而不下比”，思想和行為與管理者看齊而不結黨營私。這樣整個組織由上而下目標一致，一層一層職權分明，各部門行為有序，管理自然事半功倍。

　　墨子生活在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其思想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局限，但綜觀其人才思想，仍然存在很多閃光之處，尤其是對當今人力資源管理來說，有很多學習和借鑒之處。我國今天由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發展的過程中，汲取其他國家先進經驗的同時，也要注重挖掘自身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博采眾強，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人力資源管理現代化之路。

　　參考文獻

　　[1]王煥鑣.墨子校譯[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

　　[2]徐希燕.墨學研究·墨子學說的現代詮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3]王洪亮.“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談墨子功利主義的教育思想[J].江西社會科學，2006，（4）．

　　[4]徐翠蘭，王濤.墨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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