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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中國譯者對中國文化論文
論文摘要：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發展和國力的日益強盛，對外文化交流、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中國文化走出國門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作為文化傳播的使者，中國翻譯工作者應該充分認識到漢譯外工作的重要性，認識到對外盡可能準確譯介中國文化的重要性，以達到讓外國讀者更多、更全面地了解中國的目的。文章試圖通過中國一古詩詞中“東風”一詞的翻譯處理方式來闡述這一問題。
論文關鍵詞：文化譯介；譯者的責任；文化交流與融合
一、引言
隨著科技的發展，人們交往的日益便利，世界各國的聯系變得越來越密切，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與融合成為一種勢不可擋的趨勢。要融人他族文化，使人們了解自己的文化，就少不了譯介活動。而作為譯介活動的主要承擔者——翻譯工作者，對此有著首當其沖的責任，即翻譯中對文化傳播的責任。翻譯研究經常會遇到諸如藝術與科學，形式與內容，創作與模仿，作者與譯者的矛盾。愈來愈多的翻譯研究者發現這些矛盾的解決，僅從語言學理論，從科學的角度去思考是不夠的。這在涉及到文學翻譯，涉及到一個民族的深層文化內涵時就顯得尤為突出。近二、三十年以來，越來越多的翻譯研究者，如法國的亨利梅肖尼克、美國的安德烈勒菲弗爾、我國的王克非、劉宓慶等，開始注重對翻譯中的文化問題進行研究。翻譯文化意識的日益覺醒與翻譯文化觀的逐步建立將翻譯理論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和深度，產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形成了翻譯理論研究發展過程中具有深遠意義的“文化轉向”。如劉宓慶曾指出：“不同文化之間的共性是相對的、廣泛的，差異是本質的、深刻的……翻譯中不可能不存在文化的障礙。”于是語際間跨文化翻譯活動中的文化轉換、民族問相互沖突的文化習俗的譯介處理等問題近年來愈來愈引起人們的重視。下文將以李煜的詞《虞美人》中“東風”一詞的兩種不同翻譯處理方式為例來談翻譯中文化傳播可能出現的問題，及其產生的原因，然后就此論述中國譯者在翻譯活動漢譯外的重要性和其對中華民族文化譯出的責任。
二、“東風”二譯法的原因
很多譯者曾經翻譯過李煜的詞《虞美人》，其中對“小樓昨夜又東風”一句中“東風”一詞的翻譯也表現出很大的差別。就翻譯處理方式而言，徐中杰先生和許淵沖先生都采取了意譯的手段。兩位譯者都沒有將“東風”直譯為eastwind，而是采用了相應的變通手段。前者將其譯為springbreezes后者譯為velTlalwind，均為“春風”之意，讀來也似乎美雅。
為什么詞的“東風”在英譯時變成了“春風”了，而沒被直譯為eastwind呢?究其原因，不難看出這不過是譯者考慮到東西文化差異，不想給譯文讀者帶來理解上的麻煩罷了。
眾所周知，東西方地域有別。中國大陸東面大海，西依崇山高原，于是東面來風自然和煦溫暖，而西面來風則蕭殺寒冷；在歐洲大陸，情形則恰恰相反，西面來得是海風，給歐洲大陸以清涼與潤澤萬物的雨水，東風則來自歐洲內陸的高山大川，多令人生寒生畏。
地域的差別自然會在各自的文化中體現出來，于是相應地在中國文化里，東風象征著“春天”、“溫暖”，故有“東風報春”之說，也常見“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枝開”之類褒頌東風的詩句。在西方文化里，常受人贊譽的則是西風，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的名詩《西風頌》(OdetotheWestWind)就是明證。
西風之于英國人是暖風，預示著生命的到來。而它之于中國人來說則成了寒風，有詩為證：“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昨夜西風過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有趣的是，中國人眼中和煦的東風，在英國人的筆下卻成了bitingeastwind(Sam—uelButler)，apiercingeastwind(Kirkup)，akeeneastwind(JamesJoyce)．
以上所述體現出東西文化問的迥然差異，所以中國的譯者在譯介李煜詞的時候，便不敢把東風直譯成eastwind。他們唯恐驚嚇了譯文讀者，生怕給外國讀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難。譯者的用心可謂良苦。
三、對于文化漏譯的思考
中國文化色彩濃厚的“東風”在向外譯介時變通成了“春風”，是中國譯者慮及了外國讀者的理解上可能存在的困難。可有人不禁要問，當雪萊的詩OdetotheWestWind向中國譯介的時候，為什么沒有人把詩名譯為“東風頌”或者“和風頌”了呢?為什么我們中國讀者能接受與我們文化本不相符的說法呢?其實，雪萊的OdetotheWestWind之所以被直接譯為《西風頌》而未作變通處理，李煜詞中的“小樓昨夜又東風”中的“東風”之所以被譯為springbreezes或vernalwind，筆者認為其間存在著西方文化的強勢因素也跟中國譯者的委曲求全的態度有關。
浙江蘭溪有一座濟公紀念館，里面有段記錄濟公的文字寫道“濟公劫富濟貧，深受窮苦人民愛戴。”其旁邊的英譯文為“Jigong，RobinHoodinChi—narobbedtherichandhelpedthepoor。”有人認為這樣的譯法好，好就好在把中國的濟公比作英國文學中的羅賓漢，從而易于西方讀者的理解和接受。我卻不以為然，濟公就是濟公，羅賓漢就是羅賓漢。姑且不論他們年齡國籍和膚色的差異，光就二者的形象來說，他們相差得也實在太遠了。說羅賓漢同有些中國武俠小說中的俠客相似可能勉強湊合，但把喜劇形象豐滿、大智若愚、于嘻笑間懲奸除霸的濟公比作羅賓漢只能讓了解其詳的中國人哭笑不得，讓不明就里的外國讀者無緣了解真正的濟公進而誤讀了中國文化。 另外，據說一次周總理陪同外國客人觀看戲劇“梁山伯與祝英臺”時，見翻譯作了很多說明也沒能讓外國客人弄明白故事的內容，便提示翻譯把“梁山伯與祝英臺”比作中國的“羅米歐與朱麗葉”，于是外國客人馬上明白了。為此，人們都稱贊周總理機智過人，可我卻似乎能感受到周總理機智背后的遺憾與無可奈何。為什么許多中國人了解誰是“羅米歐與朱麗葉”，而中國經典愛情故事中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卻不為外人所知?為什么在有現場表演幫助理解劇情的情況下，翻譯還得借助外國人名作比較才能讓國外友人明白?這不正說明了中國燦爛文化的不為人所知，或少為人所知嗎。
中國很多的讀者不僅知道夏洛克，還知道普羅米修斯；不僅知道伊甸園，而且知道諾亞方舟，這是件好事。可令人遺憾的是有人竟把“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譯成Thewisdomofhtemassesexceedsthatofthewisestindividual，把能體現中國文化的句子譯得面目全非，對中國智者象征的諸葛亮竟然只字不提。好在終于有具有民族文化責任感的譯者，小心翼翼的采取了直譯加注的辦法將其譯為hT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equalZhugeLiang，htemastermind．但愿終于有一天，這后面的注不加外國朋友也能領悟其中意義，就像我們一目了然meetone’SWaterlo(遭遇滑鐵盧)所指為何一樣。
四、中國譯者的責任
其實東風就是東風，西風就是西風。譯者有譯者的責任，讀者有讀者的義務，誰都不可越俎代庖。那種咀嚼再三的譯文事實上是對原文的背叛，也是對讀者的不忠。譯文讀者的習慣當然要顧及，但不要過分，不可忘記譯者對源語文化的責任。況且讀者也是有知情權的。
細究起來，在漢譯英或者說漢譯外的譯介活動中，很多中國譯員之所以顯得謹小慎微，在處理文化信息時歸化痕跡太重，不外乎兩方面的原因。第一，相對于浩如煙海的中國傳統文化來說，已經向外譯介的實在是太少了。當然造成這種局面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西方人不夠重視東方文化的原因(不過該局面正在慢慢改觀)，也有中國人妄自菲薄，自己顧慮過頭的原因。前者姑且不論，中國有句俗話“人先自重而后人重之”，故此，我們中國譯者得承擔起向外譯介中國文化的責任，翻譯的重點應該實現從外譯中到中譯外的轉變。第二點原因就是語言與文化上的霸權主義的存在及“歐洲中心主義”或“西方中心主義”思維的影響。這種現象的存在主要是由歷史原因決定的。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文化全球化即文化大融合的趨勢也日益明顯，東西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也隨之成為可能。與之相應地，我們中國譯者，在跨文化翻譯活動中，尤其是在中譯外活動中，應該從傳統的思維桎梏中解放出來，大量大膽地向外輸出中國文化，努力去實現中西文化的平等交流。
另外，必須特別指出的是，中國已經今非昔比，經濟的騰飛，國力的強盛，必然要求中國的文化輸出跟上節拍以讓中國的文化也走向世界，讓世界更了解中國。要做好這項工作，就必須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少一點委屈求全和縮手縮腳，多一點坦誠與率直。東風就是東風，是eastwind而非vernalwind或者其他。即便外國讀者開始可能有迷惑，我們也沒有必要太多的左右為難，畢竟讀者也有自己的義務。這正如當我們不明白什么是vanityfair(名利場)時，也會追根究底的道理是一樣的。盡可能完整地譯介中國的傳統文化，是譯者的責任，這一點在任何時候都無容置疑。
五、結語
巴斯柰特曾提出文化翻譯觀，他認為翻譯應該以文化作為翻譯的單位，而不應該停留在以前的語篇上。以文化為單位，才可能在翻譯過程中使源語文化在目標語文化里發揮跟在源語文化里一樣的功能。如果只注重字面意義而不分析其深層含義，特別是其文化內涵，那么就可能導致文化的缺失，也就無法達到功能對等的效果。如果說巴斯奈特關注的是文化的交流翻譯中重要性的話，那么我國譯界的有識之士如王寧等關注的更多的則是中華民族文化的譯出問題。他曾指出“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逐步認識到另一種文化(東方文化)的價值和精深內涵，因而弘揚東方文化并使之與西方文化得以進行平等的對話已成為翻譯工作者的義不容辭的義務。”應該承認我們都期望著當我們直接說出最能體現我們中國文化的“東風”“粱山伯與祝英臺”“濟公”“諸葛亮”等字眼時，不需要作任何解釋也能同外國朋友順暢地交流。而這需要我們譯者的共同努力，更多地關注漢譯外工作，更多地關注中國文化的對外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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